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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实地达到自我控制所必须的真正自我认识。同时人在自己的认识和直观中愈是集中于世界上的客观上有重大意义的东西，他的生活的内部内容就成为愈丰富的、愈可贵的、愈有价值的认识客体。相反地，人愈是集中于仅仅一种自我认识，集中于自己本身，他就会显得愈干瘪和愈贫乏，他就愈会成为缺乏重大意义的认识和自我认识客体。谁最少直接地和单纯地致力于自我认识，他就愈能从自我认识中获得最多的益处。”《心理学的原则和发展道路》三联书店版第181—182页。

以上是鲁宾斯坦对意识和无意识的辩证关系的最精辟的论述，它有力地证明了感情的变化是不能靠直接干涉的。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过去所说的理性，认真说来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并不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科学概括，而是凭主观臆断而来的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其最根本的是所谓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并不错，*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所以阶级分析作为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关键是阶级分析，而我们过去所讲的阶级分析，根本谈不到分析，只是简单的分类。而分类又只是根据一些并不科学的标准用一刀切的办法把人“切”成几大类。这就决定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更有甚者，把这一套模式推向极端，把它变成一把刀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其此之谓乎？人们处在被切的地位，而一旦被切在人民之外，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难道这是*主义的阶级分析吗？这是理性认识吗？凡理性，凡真理都不能蔑视和违背事实，也不能蔑视和违背人之常情和人类的良知。只有非理性和反理性的东西才会这样。《庄子·田子方》中讲过一句话，“中国（指鲁国——引者注）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礼义而违背人心，那只能是骗人的无理说教。鲁迅有言：“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虚伪道德是逆情背理的东西，其蔑视人情是必然的。

余论（3）

我们过去就是用这种并非理性的理性来规范人、改造人、塑造人的。要求人的视、听、言、动，全以这种理性为依归，务求非理勿视，非理勿听，非理勿言，非理勿动。这样，人就沦为理性的工具了。我们所讲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的这篇道理，就是企图对蔑视人情和蔑视人的那种理起一点廓清的作用，冀收矫枉之功于万一耳。再版说明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时尚”“经典”之划分。

时尚——新颖、鲜活、短暂、鱼龙混杂、来去如潮……

经典——陈旧、稳固、经久、精华荟萃、源远流长……

时尚中的浮华随风飘逝，时尚中的精华沉淀下来变成了经典。时尚令人狂躁，经典让人沉醉。人世，便是在无休止的时尚与经典的演变、交错、相生相克中进行下去的。于是，人们的工作也可分为制销时尚和延续经典两部分。今天，我们将吕俊华先生20多年前出版过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由作者修改后再版，便是做了一件延续经典的工作。有点像将贝多芬的音乐重新演奏、录音、灌制。至于将书名更改为《艺术与癫狂》，则纯属市场行为，绝无学术意义。几分无奈，几分投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文艺便试图摆脱政治的囚困、猥亵，并开始踉跄地向正轨靠拢，《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便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作品。说这本书是经典，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变态心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有着显赫的历史地位，更因为它至今仍然放射着学术光彩，至今还是从心理学角度了解、研究文艺的必读之物。

人们应该从多角度、多层面研究文艺，包括心理学的角度，但在中国，这个角度的研究历来是较薄弱的。虽然我们已经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然而因为中国文艺与西方文艺存在着较大差别等原因，使得西方的这类著作在中国难免会有些水土不服，会有些隔靴搔痒之感。相比之下，吕先生的《变态》便有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价值和地位。西餐到中国要“改良”，洋车到中国要调校，《变态》使国人倍感亲切和实惠。

文艺创作的主观精神情感特点，使得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更容易寻到其根本，切中其要害。尤其是大师级的文艺家及其创作，心理因素的作用往往更大——屈子、李白、凡·高、八大山人、贝多芬、鲁迅……其实何止心理，生理因素的作用很可能也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认知。如果说复杂多变的文艺家及文艺创作被层层表象所包裹，那么《变态》的价值是它不止于揭开了文艺的面纱，也不止于扒掉了文艺的外衣，它已经触及了文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