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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还喋喋不休地说着要我理解他的话，我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好了，别说了，我理解了还不行？你未婚妻等了你整整十年，等着你出狱后成亲，你不能在最后时刻葬送了自己的幸福，是不是？俞峰华不吱声了，眼光闪闪烁烁仍避我。听见吆喝收工了，他赶紧冲我道：老周回去就和队长说说，千万别拖过今日啊。看着他那极度关心的样子，我只有苦笑。

我想回去就找佟队长自首，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李宗伦——

听到李宗伦在医院上吊身亡的消息我不吃惊而是感到困惑，我困惑他对死亡的执著，如他所说曾体验过死亡瞬间的美妙而孜孜以求？还是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不管怎么说对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因此当许仙再次让我去给他送葬我欣然接受（似乎我是为死人送葬最合适人选）。

这活一个人是干不了的，我从组里要了一个“助手”，见我点了梁枫，许多人大惑不解，让他那小腰板搬弄尸首实是不明智之举，但我有我的企图，是想听他说说他的北京之行。偏偏梁枫又是个不问自说的人，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这段不凡经历。全记下来能写一本书，概要说也就是几句话：他是在一个月前刑满释放，转到就业队当了一名刑满就业人员。按规定可以回家探一次亲，他不回家，偷偷跑到了北京，他要去见毛主席。要当面向毛主席报告有人歪曲“文化大革命”运动，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他也清楚像自己这样的身份想见毛主席也难，就想出了一个绝招：写了一张攻击周总理和江青的标语揣在怀里。想的是让人发现了这张“反标”必判死刑无疑，临刑前再提出有重大事情要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一定会接见。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死谏”了。他是扒火车到的北京，他本希望在扒车的过程中让人抓着，却不知“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有如扒火车这类违法行为很宽容，没有人“成全”他，他就进了北京城。他身无分文，火车可以白搭，旅店可不能白住，就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到半夜被两个穿警服的人叫起来了，问他是什么人，他如实交待说是从劳改农场来的。问是不是越狱。他说已经刑满释放，又说他来北京是想见见毛主席。见他说话没谱人家就怀疑起来，对他搜身，搜出了那张“反标”，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是他自己写的。问他有没有精神病，他说他精神很正常。就被铐走了。审来审去终归还是觉得他精神不正常，就派人将他押送回我乐岭农场，又装进了“马厩”。这段故事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却不像编造出来的，因为有些细节他想编也编不出来。何况他的罪行业已记录在案了。

听梁枫津津有味像讲着别人的事，我也怀疑他精神方面有问题。这时我记起老家一个试验小孩子聪明还是愚笨的办法：问他是小孩还是大人。聪明的必说自己是小孩，愚笨的要么说是大人要么什么不说。我想借用这个方法试验一下梁枫。我问道：老梁你是小孩呢还是大人？

他张口就答小时候是小孩现在长大成人了啊。我的思维一下子被他搅糊涂了，真可笑，自己都糊涂了又怎去考察别人的清醒与否呢？

到了医院见李宗伦的尸体已停在院子当中，孤零零的，仰脸朝天。我吓了一跳，李宗伦的半边脸雪白雪白，像纸一般。走到近前一看，竟真的是贴了纸，将原先被火药喷黑的部位遮住了。这效果让我心惊肉跳，本来熟悉的死者一下子变得陌生可怕。没有人询问，因此弄不清这纸是他死前自己贴上去的还是死后别人贴上去的。如果是自己贴的，那么李宗伦真可算得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了。

我和梁枫将李宗伦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原先熟悉的那个老程不在，新来的自报家门说姓周，我的一家子，说不久前从一大队来的，准备让他接替老程。我问是不是老程刑期到了，老周说他还早，是精神出毛病了，一阵子糊涂一阵子清楚的。我问是怎么回事，老周说大概是受刺激了。你想想，长年累月干埋死人这活……半个月前他的一个也在这里服刑的好友死了，埋人的时候就开始不对头了，他不让别人动手，自己埋，埋一层土垫一层草，再埋一层土再垫一层草，直到封顶。他说他这位好友平常最怕冷，土里夹上几层草墓里就暖和了。梁枫说人死了哪会知道冷热呀。我和老周都没理会梁枫这个大聪明人的话。我问老程现在在哪儿。老周朝山坡上指指，透视岗顶上的天空，我看见一个小小的人影在活动，很机械地动作着。老周说老程一犯了糊涂就不停地挖坑，止都止不住。现在从坡下到坡上已挖了数不清的坑，好像要给我乐岭的全部犯人把墓准备好似的，墓坑挖得也很考究，大小深浅一丝不苟。说挖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