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第3/4 页)

很可能是回北京。大伙听了这个消息很是替他高兴，同时也不觉得奇怪，理所当然似的。像袁光这样级别的高干也在劳改农场改造总给人以处理不当的感觉。共产党挂在口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掌握的却是“大人物从宽小人物从严”。从肃反说起，“历史反革命”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枪毙的甚少，有的抓起来关关就放了，还有的一“统战”又做了大官，而对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当一部分被“突突”，剩余的被判以重刑。这不是要评说什么，只是讲出一个基本事实。至于反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现行反革命”性质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话叫“一个不杀”（这句话从有些人嘴里说出来好像给了很大恩典似的），这总算给右派们留了一条活路。而在处理上职位高的仍然是大受优待，基本上是不抓不关，任务只是好好学习，而那些如我辈等就一鞭子赶到改造场所改造了。同样也不是对此加以评论，要说的只是袁光这位大学书记，不知怎么成了通常中的一个例外。

我说过一直对袁光有一种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机会对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听说他要走，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谈一次。

同样是在一根绳，我见袁光一个人趴在石墙上休息，便走过去，就开始了以下的对话：

袁书记听说你要离开我乐岭了？

佟队长告诉我了。

能回K大吗？

不可能。

你不想回K大吗？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呀。

袁书记，我一直想向你道歉的，可……

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呢？

你不会忘记，我向你提了一个蠢问题，你鼓了掌……

不怪你，要说蠢，我鼓掌不是同样蠢么？

事出有因的，首先我不该向你提问题。

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哩。

那还有什么？

不好说。

……

已经过去的事，别提了。也没必要提。

听袁光这么说，我只有不提了。至于他说的“不好说”其真实情况是后来“二进宫”到丰城监狱后李德志告诉了我。

胡公公、二姑娘——

将这两个名字写在一起会给人一种狎昵的联想。事实上却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归队后在“马厩”里我同时看见了他们两个（他俩由不同的劳改单位同时转来）。自从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分别，这是头一次见，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中国劳改单位之庞杂，熟人相逢并不是桩容易事。即使这次重逢，如果不是缘于当局的总体“战略部署”也是难以实现的。见面后我十分地惊讶，惊讶不是他们的面目有了改变，而是同他俩打招呼时旁边有人向我询问：周大学你认识胡公公和二姑娘么？草木春发秋枯鸟虫毛损壳脱，而落在一个犯人身上的外号，竟然像落在身上的烙印一样，辗转相随，终其一生。实让人匪夷所思。我向胡公公、二姑娘打听“二分之一”的下落。胡公公说“二分之一”被判刑后的第一站是清河农场，那时他也在。大约半年后他病死了，得的是伤寒。

火盆地——

火盆地是农场最边缘的一块农田，开春播的玉米，苗出齐了，全大队出动间苗。

农场的犯人成天干的就是农活，耕地、下种、间苗、锄地都一样，有什么可说可道的？只因这天出了一件意外事。

一来天暖和，二来地块离场部较远，队部决定中午送饭到地里吃。天还没晌，大伙一齐犯了“歪脖子病”。一边干活一边频频往场部方向张望，看送饭的是否已走在路上。傻朱见大伙不一心干活，十分气愤，不住地骂人，还顺脚踢翻了几个。就这样还是不行，仍有人忍不住诱惑继续“犯病”。这当儿，佟队长从南山上打猎回来，背着猎枪牵着狗，正站在一个叫李宗伦的犯人身后。李宗伦没看见，让身旁的一个犯人猜晌午是吃黄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前者指黄颜色的玉米面窝头，后者指用高粱杂和面儿蒸的红色且被切成四四方方形状的发糕，所以叫了红四方面军。平时管教连犯人放个屁都知道，这一颇为流传的叫法自然不会不知道。他们并不理会。但今天情况不同，管教都在火头上，听见这话佟队长立刻向李宗伦喝道你他妈说什么来着，再重复一遍！李宗伦立刻明白佟队长要叫他当替罪羊，连忙站起身，笔直地站在佟队长面前，一声不敢吭。佟队长还要李宗伦重复，李宗伦只得照办，怯懦地说我说晌午是吃黄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佟队长吼道你他妈的说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