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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过后，当人们听到那种阴惨得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枪声时，那老板又说：“认起真来了吗？是啊，认起真来了！”

再过一阵，如果暴动到了近处，势头也更大了时，他便连忙关上店门，赶快穿上制服，这就是说，保障他财物的安全，拿他自己去冒险。

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胡同里，人们相互射击，街垒被占领，被夺回，又被占领；血流遍地，房屋的门墙被机枪扫射得弹痕累累，睡在床上的人被流弹打死，尸体布满街心。而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却能听到咖啡馆里有象牙球在球台上撞击的声音。

在离这些战火横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好奇的人谈笑风生，戏院敞开大门，演着闹剧。出租马车来往穿梭，过路的人进城饮宴，有时就在交火地区。一八三一年，有一处射击忽然停了下来，让一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亲友走过火线。

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那次起义中，圣马尔丹街上有个残废的小老头，拉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载着些装满某种饮料的瓶子，上面盖着一块三色破布，从街垒到军队，又从军队到街垒，一视同仁地来回供应着一杯又一杯的椰子汁，时而供给政府，时而供给无政府主义。

再无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而这就是巴黎暴动所独具的特色，是任何其他都城所没有的。为此，必须具备两件东西：巴黎的伟大和它的豪兴。必须得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但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这次武装反抗中，这个大城市感到了某种也许比它自己还强大的东西。它害怕了。人们看见，在那些最远和最“无动于衷”的区里，门、窗以及板窗在大白天也都关上了。勇敢的拿起了武器，胆小的躲了起来。街上已见不到那种不闻不问、单为自己奔忙的行人。许多街道都好象早晨四点那样，人影不见。人家都唠唠叨叨地谈着一些惊人的新闻，大家都散播着一些生死攸关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是国家银行的主人”，“仅仅在圣美里修道院，他们就有六百人，在教堂挖了战壕并筑了工事”，“防线并不牢固”，“阿尔芒？加莱尔①去见克洛塞尔①元帅，元帅说：‘您首先要调一个联队来’”，“拉斐德在害病，然而他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会跟着你们去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摆一张椅子的地方’”，“应随时做好准备，晚上会有人在巴黎的僻静角落抢劫那些孤立的人家（在此我们领教了警察的想象，这位和政府混在一起的安娜？拉德克利夫②）”，“奥白利屠夫街设了炮兵阵地”，“罗博和毕若已商量好，午夜或最迟到黎明，就会有四个纵队同时向暴动的中心发起进攻，第一队来自巴士底，第二队来自圣马尔丹门，第三队来自格雷沃，第四队来自菜市场区；军队也许会从巴黎撤走，退到马尔斯广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一次，肯定是严重的”，“大家对苏尔特元帅的犹豫都很关心”，“他为什么不立即进攻？”“他肯定是高深莫测的。这头老狮子好象在黑暗中嗅到了一只无名的怪兽”。

傍晚时分，戏院都不开门，巡逻队神情郁忿，在街上来回巡视，行人被搜查，形迹可疑的遭逮捕。九点钟已经逮捕了八百人，警署监狱人满，刑部①阿尔芒？加莱尔（Armand　Carrel，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国民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

①克洛塞尔（Bertrand　Clausel，1772—1812），伯爵，法国将军，一八三一年起是元帅，一八○九年至一八　一四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后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30—1831和　1835—1837）。

②安娜？拉德克利夫（Anne　Radcliffe，1761—1823），英国女作家，著有一些描写秘密罪行的小说。

监狱人满，拉弗尔斯监狱人满。特别在刑部监狱，在人们称为巴黎街的那条长地道里铺满麦杆，躺在那上面的囚犯挤成了堆，那个里昂人，拉格朗日③，正对着囚犯们大胆发表演说。这些人躺在这些麦杆上，一动起来，就发出一　阵象是下大雨的声音。其他监狱里的囚犯，都一个压着一个，睡在敞开的堂屋里。处处空气紧张，人心浮动，这在巴黎极其罕见。

待在自己的家里的人也都采取了防御措施。做母亲的，做妻子的，都惴惴不安，只听见她们说：“啊，我的天主！他还没有回来！”难得有一辆车子在远处驶过。人们立在大门口听着那些隐隐约约的、不清晰的鼓噪、叫喊和嘈杂的声音，他们说：“这是马队走过。”或者说：“这是装弹药箱的马车在跑。”他们听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