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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点点头。卞德仁问看见他坏什么了？翠翠摇头说：不说了，反正看见了，她不会说谎的。又说，他是叫我怕，不是坏，我心里头从没想叫他死。

卞德仁问：你娘说你爹是你克死的，他坏吗？

翠翠点头，说：坏得很呢，整天骂我娘，打我娘，还拿我娘给人做工挣来的钱去赌钱。为了叫我娘挣钱，还逼我娘去和别人家的男人睡觉，我现在才知道，那是叫我娘卖身子呢。我娘好可怜啊！说着伤心地啜泣起来。

卞德仁搂上翠翠，什么话也说不出。

翠翠靠进卞德仁的怀中，说：哥，你再别叫我嫁人了，我只跟着哥，只有哥是最好的人。

卞德仁叹口气说：你哪能一辈子跟着我，我毕竟是哥啊！嫁个好人家比跟着我过的日子好，我是想叫你过上好日子。

翠翠擦了把泪，说：哥说的好人家不就是指的那些有钱人吗？有钱人咋就好呢，他们是当东西买我呢，想叫我啥样就啥样。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慢慢地，讲出了那天商人儿子对她做的举动。

卞德仁紧咬着嘴唇，眼圈也红了。说：你一辈子就跟着我！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过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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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翠翠说：没有女娃，就把“银”字（1）

留给下代女子吧1958年7月的一日凌晨，侯翠翠在人民医院，剖腹产下一男婴。婴孩的性别叫卞德仁、侯翠翠皱起了眉头，他们面面相觑，无奈地说：咋又是个男娃！四十四岁的侯翠翠，怀孕、生产是个意外。自从1949年，三十五岁的侯翠翠生下老四后，就一直没有再怀过孕，他们以为他们再不会增加孩子了。他们夫妻不懂得避孕，那个年代的人，平民百姓多数是不会避孕的。避孕的方法就是不过性生活；过了，就顾不上了，顺其自然，怀了就生。一直生到不怀了。生育在那个年代是自然、自由的；贫富怎样，该生就生，生出一串的孩子，发愁的发愁，欢喜的欢喜。

生下的这个男娃，在卞家是第五个孩子。五个孩子在那生育自由的年代是算不上多的。建国后，计划生育前的那些自由生育的年代，为中国成为人口大国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建国前的生育虽也自由，但那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医疗落后而不成体系，加上平民百姓生活困苦，生育出的婴孩成活率降低，他们命如草芥，除去伴有不可抗拒而无助的难产外，幼嫩的生命时常会在饥、灾、病、战中失去。父母们对这样离世的亲生骨肉，见惯后生出的麻木，使眼泪都化为了干涩，眼神中充满命就如此，听天由命的无奈与悲叹；孩子的死就像出生一样被看成了是自然，这也是那个非常时期的自然现象。走过战乱贫困年代的夫妻，哪一家没有过婴孩夭折的经历？卞德仁、侯翠翠同样有过这种“自然”的遭际。不然的话，他们是将有七个孩子的，而那两个离世的都是女娃。没有女娃，叫他们想来就心痛。说起这样的事，话就要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说起。

离开匡家以后，他们租了低廉的民房，想着像以前一样生活。但什么都回不到以前了，想想，以前已是三年前了。现在，翠翠长成姑娘了，卞德仁都过了二十岁，在那年代，男子二十就该立了。卞德仁不想再去做散工了，觉得那不再是他这个年龄干的，他这个年龄该寻个久长的活计，让翠翠靠起他来才感安稳。他也安稳。他寻找了几天，终于找了个在医院做杂工的活儿。翠翠说她也出去找份活儿吧，卞德仁说他一个人就能养活她，不用了。翠翠说，我都这么大了，还白吃饭，觉得难受啊。卞德仁说，她这样不做工的女人多着呢。翠翠说，人家那是带孩子了，在屋里也有事做。我这样白闲着，像个废人了。卞德仁说：以后，咱们也会有孩子。说罢，脸火辣辣地。翠翠也有些羞，低下头，不说话。自从他们那次许下了一辈子在一起的承诺后，一直也没有什么跨越，表面上，还是以前兄妹的样子。睡觉还是分床睡的，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兄妹般的依存关系，换一种角色，他们都还没有习惯，也是不会似的。他们进不来，也出不去，有点手足无措。唯一有所改变的是，翠翠叫卞德仁，从哥改口为德仁哥了。但是，翠翠并没有像媳妇般地盘起头发，她的那条长辫子还是挂在纤细的后背。没有长辈教授、提醒他们，这个细节他们居然忘了；没有仪式，他们也就忘了形式。这样，他们过去了大半年。

转机是在民国十八年，农历腊月的一个晚上。这天，风雪交加，天气异常寒冷。屋里虽然点了火盆，但隔不住他们房子四面的漏风，风是从房顶四处开裂的缝隙蹿进来的。强烈的冷气一层层吹消了柴火的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