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第2/4 页)

龙、福特、通用、菲亚特等全球汽车巨头悉数到场。开幕第一天，共有2万多人参观了车展，上海市市长汪道涵陪同土耳其政要参观了展会。

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也在中国公开出版，“婚外恋”、“情人”、“性生活”、“*”等词语开始出现。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被译介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就连美国副总统布什也跑到中国的成都，给四川大学几百名大学生讲“我们满怀热情地相信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这种制度使我国变富。”布什讲得很慢，听众大多都能听懂。

国外的很多人与物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年与中国“第一次亲密接触”，但挣了些钱的王中军却有了出国的想法。

机关干部王中军，在工作的第二年便“不务正业”，和几个朋友合办一份产品类杂志《购物指南》。杂志出了一期，口碑不错，可第二期期接不下去了，因为《购物指南》全部成员都是兼职。于是，七八个人集中在王中军家，碰头开会研究。讨论的半天，结论是“应该有个专职的人，才可能做成‘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类杂志’”。辞职就是砸“铁饭碗”，大家都沉默了，局面僵持下来。“我辞职吧！”杂志主编王中军打破僵局。几秒钟后，大家反应过来，拍着胸脯安慰25岁的王中军。

1985年，王中军从国家物资局辞职。从单位出来，王中军第一件事是回家向女朋友“先斩后奏”，得到的答复是“辞就辞，最多上街卖菜”。随后登门向未来岳父解释，这位时任大兴县县长的“老革命”，思想开放，“搞个体，这是年轻人的发展方向，支持你。但有一个条件，辞职前先和我女儿结婚。”

1985：中国有了“万元户”（10）

安抚工作进展顺利，杂志却出了问题。王中军办完辞职，不到10天，出版局出了红头文件，判定杂志是‘非法刊物’”。创业未成，王中军先失业回家，“每天看着老婆、岳父、岳母去上班，自己却只能呆在家里，心酸啊……”一起办杂志的朋友们觉得对不住王中军，想方设法找些“零工”，让他发挥特长：好封面20元，插图15…20元，最好挣的是小人书，一本能挣1000多，一个月画一本。随后，他“拍明星挂历”、“拉广告”，一年能挣到30万，拥有了第一部汽车。

中国电影业的“大腕”：王中军

当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时，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日子宽裕起来，王中军想到了出国，“自己定两个目标，一拿到一个学位，二回国前要攒足10万美金。”

1985年，如果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那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的应该值得我们记住。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可谓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多年后，一个外表憨厚的企业家以自己象棋式的经营方式，挑战柏杨的观点，并崛起于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商业竞争最惨烈，企业死亡率最高的地方。

这位企业家要求公司的员工不准勾心斗角，甚至与竞争对手之间也要和平相处。他归纳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麻将思维”，而老外是“桥牌思维”，前者讲究互相拆台，后者需要相互配合；他总结出“六赢”理论，意思是做生意应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提出1＋1=11，表明合作的力量是质变而不是量变的。

因此，他的企业比其他中国企业更容易被世界认可。当很多本土企业还在用国内利润补贴国际市场时，他已经将一家本不出色的小公司做成为令同行胆寒的重量级企业，大把大把的数着老外的钞票。

贴上“六赢”性格标签的这位企业家叫冯军。

1985年，《中国企业家》创刊，日后包括李东生在内的许多杰出民营企业家都登上过了这本杂志的封面。不过创刊号的封面人物还是当时首钢集团的老总周冠五。此时28岁的李东生刚出任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10月、11月间，他带队到西安参加全国邮电系统的一个订货会。当时TCL刚生产出自己的电话，用摆摊的方式，低声下气地向与会者推荐。最后签下10张订单，订货量还不够此行的旅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