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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历时3个月，至同年8月30日，发表21篇讨论文章。

讨论中，有人引述*《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也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　“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高层领导间也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才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

舆论的交锋中，华南师范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郑炎潮悄悄完成了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毕业论文。论文中“私营经济”这个概念，接近三十年后重新见诸文字。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7）

1956年前共和国的话语体系里，“私营经济”曾经出现过一次——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临时宪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1956年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不仅现实中的私营经济不再有合法容身之地，概念和话语上的“私营经济”也完全消失。

郑炎潮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分配至陕西汽车大修厂。在汽修厂企业工作的日子里，郑炎潮目睹了国营经济存在的诸多弊端。而渐有起色的个体经济，让他看到了一种新经济形式的活力。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第二年，郑炎潮考入华南师范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做毕业论文时，他和导师黄家驹与丁家树教授反复讨论后，把论文方向确定在“我国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上。

拿着300元论文经费，郑炎潮走访了杭州、上海、大连、重庆、武汉等地的国有企业，调研了当时几乎所有广东有名的个体户。

调研过程中，郑炎潮了解到，虽然按照*主义的观点，“雇工人数不能超过八个”，但很多广州第一批个体户雇用的人数早已不止八人。以“周生记太爷鸡”为例，一天销售100只鸡，就必须有劳动力来辅助采购、宰鸡、调料、烧炉、运装、销售工作，超过8个人才能运转正常。否则，全靠老板本人一天卖二三十只鸡，且不能保本。类似情况，绝不止一例。面对不可阻挡的个体经济趋势，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着的落差，郑炎潮既想找到解决办法，又想在论文中对其定义。最后，他花费心思，给这种复杂环境下，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界定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3月，经过多次斟酌修改后，郑炎潮完成论文初稿，交给了导师。看完十万多字的论文初稿，导师对郑炎潮说，“调研的仔细，资料详实也有说服力，但有关私营经济的论述过于敏感，与现行政策不符，不符合*理论，建议删除，如果不删除，论文答辩可能无法通过。”听了导师的建议，郑炎潮犹豫不决，“删除的话，很可惜，毕竟是论文研究的主要成果；不删，过不了答辩，研究生念了白念”。

“是放弃还是坚持”，郑炎潮很痛苦。这年，和郑炎潮一样痛苦的还有任仲夷书记。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来之后就遇到了难题：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问题到底怎么处理？”任仲夷百思不得其解，指令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听到任仲夷的提议后，郑炎潮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中内容最敏感的一章打印稿，没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仲夷。一周后，任仲夷打来电话，约郑炎潮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他办公室面谈。

第二天，郑炎潮赶到省委，直接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见面后，郑炎潮简单陈述论文的基本观点、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任书记听完介绍后说，‘个体经济超过*的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管错了，会压制新生力量，给经济带来损失。我们正在苦恼，你的论文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任仲夷语气激动地对郑炎潮说：“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当然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