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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地区（那时江阴县行政区隶属苏州，后划归无锡）要开农业学大寨学习会，地址选在了华西村。会议三天，各地区主要领导均到会，还吸引了许多媒体记者。几百号人，人多眼杂，华西村“偷偷”办厂的事难保不穿帮。

吴仁宝最后出谋划策，“会议期间，舍小利，保大利，工厂关门，工人放假。会议结束，立即开工，加班加点也要把损失赶回来。”正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小厂，为华西村创造了百万元的利润。几十年过去，吴仁宝不无感慨：“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我们偷偷地办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凡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再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智慧形象跃然纸上。而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经济企业组织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

1978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于国家如此，个人更是如此。在光明的中国，年轻人的前途也光明起来。头年8月4日，复出一个月的*，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由于*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也是结束“十年浩劫”后，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据说，补习老师家坐满了学生，有些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向生产队请了几个月假复习。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讶的是，“*”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78：光明的中国（8）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第一届高考过后，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被彻底地扭转，命运发生了裂变，只可惜其中没有俞敏洪。这位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仅仅33分。高考失利后，他回到家喂猪种地。

俞敏洪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不可知的变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资源紧缺，一家只允许一个孩子读到高中。由于姐姐初中成绩出色，老师在俞敏洪姐弟都到了考学的年龄时选中了姐姐去读高中。所以，读完了初中的俞敏洪，依照规定，回到生产队里种田，开拖拉机。1978年，俞敏洪的母亲打听到村里有一家的女孩不读书后，费尽周折找到校长，请求他允许俞敏洪顶替女孩的名额。在母亲的努力下，如此峰回路转，俞敏洪回到了教室。然后有了第一次高考的名落孙山。

第二次高考，满怀希望的俞敏洪等来的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英语分数虽然提高到，但79年的分数线水涨船高，录取线是60分。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两种——鹰和蜗牛。凭借鹰击长空的决心和蜗牛的毅力，俞敏洪参加了第三次高考。他回忆说：“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我是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95分，虽然排在了现任新东方常务副总裁周成98分的后面，但已然很高。而500分的总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过北大380分的录取分数线。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为此，在离北京大学开学只有一周时，俞敏洪的母亲为庆祝儿子中榜，大宴乡亲，提前把结婚的酒席一起请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村里还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卡车，把他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俞敏洪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就这样，他进入了北京大学。

如果要进一步凸显恢复高考对一代人命运的意义，那么白卷英雄张铁生则是最好的反衬。1973年，在辽宁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