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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德国的“势力范围”则在山东。各个范围都由中立区划分开来，包括租借地和以主要港口为中心而修建的铁路但英国与法国一也竞相打通中国西南门户，以便从了“东沿西江而上进行贸易，同时展开了修建缅甸铁路的竟争（1897　年2　月）。另外，通过一个利益均沽的协定（即中国不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割让英国所古地区）；　英国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　这是上海的整个腹地，古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英国还获得了修建2800　英里铁路的特权，大致相当于法国（420　英里）、俄国（1530　英里）以及比利时（650　英里）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总长。此外，英国还租借了旅大港对面的的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英国在香港附近大陆上的租借地也扩大了8　倍。英国保留由其发端的条约体系，一方面要保证在西南和东北依照条约开放更多的港口，一方面要求中国承诺：只要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份额最大，海关总监一职就由英国人但任。但结果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反倒削弱了，这是由于英国拿到了“补偿”，这就等于肯定了其他国家在云南、山东和满洲的特殊地位，而这同英国在那里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

1898　年瓜分狂潮的后果最明显地体现在政局上。这股浪潮标志着更为险恶的条约制度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划分“势力范围”显系列强为使中国成为各国名正言顺的殖民地所做的铺垫。此时以英国为首的各贸易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外贸、关税及内河航运。同时，俄国和法国不断挺进，通过新建铁路、矿山、工厂和海港进而控制整个省份。山东和满洲的租借地和铁路沿线由外国人来管理和警卫而因之成为半殖民地，这与旧式条约制度中的租借港口等规定相比，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影响更大，也更具危害性。总之，帝国主义侵略使清政府面临着亡国之祸，这一危局直接引发了改良运动、义和团起义。

五、维新运动

1894　年中国战败后，反对现代化的保守派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这些人未曾亲身参战，对结局甚感诧异，于是猛烈抨击李鸿章卖国，同时也激烈反对议和。当时再战的呼声甚高，20　天之内，朝廷就收到了约有2500　人签名的130　份奏章。这是史无前例的爱国热情大爆发。这些奏章强调指出，赔款是政府收人的三倍，赔款使帝国负债于外强，而其他条件也使国威扫地、削弱国家力量乃至于亡国。当时群情激奋，来自广东的激进改革者康有为带领1200　余名进京参加会试者于1895　年10　月2　日呈上了“万言书”，这就是“公车上书”，“万言书”中呼吁朝廷拒绝和议继续参战，迁都内地以赢得时间，同时全面进行改革。这宣布了维新运动的开始。此后4　年中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变得日益露骨，因此这场运动吸引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

中国战败后国门大开。外国势力开始“瓜分中国”；　大清帝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统治阶级则试图通过一种有别于“自强”的“改制”以挽救传统的国家与文化。维新运动是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在野的文人士绅也可以议论朝政，这同清朝的祖制是相违背的。早在1652　年，清朝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晚明党祸是怎样削弱了明朝，于是下令禁止获得功名的人议论国政或结党营私。雍正帝和乾隆帝将所有对待政令有欠公允的官员团体都斥为自私自利之“党”，要求每个官员都要忠于王室，以君王的好恶为一己的好恶。尽管在19　世纪时，议政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公车上书这一举动却几乎史无前例。由士子缙绅们组成的政治团体“学会”的兴起，则显示出了更大的革命性。其中最有名者为1895　年8　、9　月间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该学会的分支机构及其他类似社团马上在上海等重要城市纷纷成立。这些社团受到了改革派高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经济资助。士子们一旦涉人政治就马上拿起笔来。学会开始出版报纸和期刊。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于1895　年8　月起为强学会编辑日报，起初借用了一份传教士所办月刊的名字（《　万国公报）》　并从中翻译了许多文章。当时尚年轻的梁启超还一度协助过属意革新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运动开始成立小组、举办会议讨论、积极发行报刊，这与传教士的做法如出一辙。随着教育的普及，文人士子阶层之外的大众也加人到政治生活之中来了。

改良思想

士子们自幼接受渗透整个社会的儒家学说的教育和熏陶，对他们而言，要变革，首先要变革思想。改良理沦的发展历经了两代，进展极为缓慢。其先驱为钦差大臣林则徐。林则徐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