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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当“帝国主义”于19　世纪末在华势力大张之时，中国已是积重难返无法做出成功的回应了。即使这样，中国早期做出的现代化努力仍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和日本拉开差距是后来的事，19　世纪60　年代的局外人恐怕还是看好中国的二1860　年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两大变化：首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天子”不得不承认天朝与外邦是平等的国与国关系，这给了中国“大一统”观念以致命的一击；其次，清政府为扑灭太平军起义而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等汉族士大夫，这造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并削弱了满洲人的统治。这些变化其实正是后来日本改革的先声：使中华帝国或日本成为国际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并将汉族百姓或大和百姓视为帝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不过日本很快就实现了这些目标，但中国却一直等到很晚的时候才做到这一点。与明治维新相比，中国在19　世纪60　年代进行的改革只是漫漫征途中步履维艰的第一步。

自强运动及合作政策（洋务运动）

太平军于1860　年至1862　年进攻＿上海与宁波时被英法联军击败，这使得当时的清政府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强大，于是准备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制度来解决国内外的问题。曾国藩曾引用孟子的话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恭亲王奕诉建议通过镇压国内起义以获取西方的军火武器。中国自古以来的策略，“以夷制夷”，显然已过时了。相反，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时人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中国于1861　年后在外交、财政、教育及军事等领域内发起了“洋务运动”，而这些改革又进一步扫清了朝贡制度的残余。

英、法、美、俄等国的驻华公使对此纷纷表示欢迎，他们不仅相互合作，利益均沽，并且与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合作的政策。像阿利国（Butherford　Alcock　，曾于1865　年至1869　年担任英国内阁部长）等外交家建构起中外条约体系后，又致力于在中国本身利益和西方在华特权之间寻找平衡，并适当地节制在华英商的非份要求。阿利国承认，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但社会转型只能是循序渐进。19　世纪60　年代时西方奉行“合作政策”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助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

1861　年3　月，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外交事务）而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由奕折担任总理大臣。这个机构实际上只是附属于军机处的一个涉外机构，直到1901　年成立“外务部”才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对外政策仍需由皇帝木人裁定，而且总理衙门也只负责北京城中的中外交涉事务。至于沿海省份的中外事务，则分别由“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处理，两职一般由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担任，并直接对皇帝负责。太平大国起义促进了地方势力的发展，而上述下放权力的措施正好适应了这一现实。

海关制度的建立

清朝外交事务新秩序之能够建立，英国人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英人李泰国于1855　年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他熟谙汉语，曾于1858　年参予起草《　中英大津条约》　，后于1861　年上月被恭亲王兼总理大臣奕诉任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不久他受清政府委派赴英购买军舰，后组成舰队开回中国并企图控制这只舰队。当这只舰队于1863　年来到中国时，奕诉与曾国藩都表示拒绝这一安排，付与偿金后将舰队退还给了英国政府。李泰国认为自己是清廷的客卿，不归清政府管辖，如他曾经说过，“一名绅士听命于亚洲的蛮子并为之效劳，这个念头真是太荒谬了。”

赫德（Robert　Hart）于1　863　年继李泰国之后担任中国海关特总税务司，制定了由外国人管理海关事务的新制度。赫德为北爱尔兰人，于1854　年来华。他曾对担任海关特派员的外国同事说过，“接受中国政府的薪晌，就得为中国政府效劳”，这个人同时便是中国官员的“同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人民的同胞”：　他和一手下的外国同事控制了海关事务大大小小各个方面，但在名义上仍接受各商埠中方海关长官（多由道台兼任）的领导，海关收入最终也交予后者。赫德本人负责管理外方人员，到了1875　年，其中有252　名英国人及156　名来自其余欧美16　个国家的人员。凭其高明的手腕、耐心与预见力，赫德为大清王朝创建了一支现代行政机构，如他聘用外国人来管理外商的在华活动，为清土朝迈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