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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腾出手，舒舒服服地抽他的烟斗。给你，弗兰基，要温和些，这是匹好马，不用拽它。

他把鞭子也递给我，但它不过是做做样子的，根本不用抽打这匹马，我只是学着汉农先生，凌空虚晃两下，或者帮马赶赶大肥屁股上的苍蝇。

当然，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仰慕我那在平板车上摇摇晃晃的样子，和我手执缰绳和鞭子那沉着老练的样子。我要是也有一个汉农先生那样的烟斗，再有一顶花呢帽，那该多好啊。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送煤工，像汉农先生和帕姨父那样，有一身乌黑的皮肤。这样，人们便会说：那位就是弗兰基。迈考特，常去南方酒吧喝酒，全利默里克的煤都是他送的。我不洗脸，一年到头都是乌黑的，就算在圣诞节，为了迎接圣婴的生日，应该好好洗上一回，我也不洗，我知道他不会介意的，因为我曾经在至圣救主会教堂的圣诞马槽里看见过“三圣”

，其中一个比利默里克最黑的帕姨父还要黑。要是一个“圣人”都很黑，那就意味着全世界都有送煤工。

马撅起尾巴，从后面拉出一大团冒着热气的黄色粪便。我开始拽缰绳，想让它停下舒服地拉一会儿。但汉农先生说：不，弗兰基，让它走。它们总是边走边拉，这是马的天赋，它们边走边拉，却不脏不臭，不像人那样，根本不，弗兰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别人方便后再用厕所，要是前一位老兄饱餐了一顿猪蹄，又喝了一夜的啤酒，那臭气能把壮汉的鼻子熏歪。马就不一样，它们只吃燕麦，拉的是干净的东西。

星期二和星期四放学以后，还有星期六上午，我都跟汉农先生一起去干活儿。这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三个先令，尽管她一直担心我的眼睛，我一回到家，她就帮我洗眼睛，让我的眼睛先休息半小时再说。

汉农先生说，星期四他在巴灵顿街送完煤，在利米国立学校附近等我。这样，同学们都该看见我了。这样，他们该知道我是一个工人，而不是一个长着疤瘌眼、一副哭丧脸、还去学跳舞的日本佬啦。汉农先生说：上来吧，我便像个工人似的爬上平板车。我看见那些男孩子都呆呆地望着我，呆呆地望着。我对汉农先生说，要是他想抽袋烟轻松一下的话，我就来操缰绳。他把缰绳递给我，我听见了那些男孩们的喘息声。我学着汉农先生的样子，朝马吆喝：驾！马跑了起来，我知道利米国立学校有几十个男孩要犯嫉妒这条弥天大罪了。我又朝马吆喝一遍：驾！想让每个人都听见，让他们知道是我在赶马车，而不是别人；让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看见的那个坐在平板车上，手执缰绳和鞭子的人是我。这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天，比我的首次圣餐日还要辉煌，那天让外婆搞砸了；它也比我的坚信礼日辉煌，那天让我得了伤寒。

他们不再叫我的外号，也不再笑我是疤瘌眼。他们想知道我才十一岁，是怎么找到这份好差事的，能挣多少钱，会不会一直干下去。他们想知道煤场里还有没有别的好活儿，我可不可以替他们说句好话。

后来，有些十三岁的大男孩把脸凑过来，说他们应该干这个活儿，因为他们年龄大，我不过是个没长肩膀、瘦骨嶙峋的小矬子。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反正是我在干这个活儿，汉农先生夸我特别棒。

有些天他的腿实在疼得厉害，几乎迈不动步，汉农太太很焦虑，她给我倒了一缸茶，我看着她卷起他的裤子，把脏绷带一层一层揭去。伤口又红又黄，里面嵌着煤灰。她用肥皂水清洗伤口，然后涂上黄软膏，拿把椅子撑住他的腿。夜里他就这样待着，看报纸，或从头顶上的书架找本书读。

腿恶化得这么厉害，他只好提早一个小时起来，放松放松僵硬的腿，重换一次绷带。这天是星期六，早晨天还很黑，汉农太太就来敲门了，问我愿不愿意去邻居家借辆手推车带上，汉农先生今天绝对扛不了煤袋了，也许我可以替他把煤袋滚到手推车上。他也不能用自行车带我了，我只能推上手推车在煤场跟他碰头。

那位邻居说：借给汉农先生啥都行，愿上帝保佑他。

我在煤场大门口等着，看见他骑着自行车向我走来，骑得比以前更慢。他的腿很僵硬，几乎没法下车。他说：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弗兰基。他让我备马，但我套马具时还是费了些劲。他让我把马车赶到煤场外面，来到寒冷的大街上。我真希望能一直赶下去，再也不回家了。汉农先生教我怎样把煤袋拖到车边，扔到地上，拖上手推车，推进人家的屋里。他告诉我怎样才能安全地搬运煤袋而不伤到自己。到了正午，我们送完了十六袋煤。

这个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