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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说我“语言暴力”等等，我觉得不值得作答了。你看半年《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看看人家的公共辩论，自己自然会明白。茅老不答复我的批评，就像张维迎、吴敬琏、江平都不答复我的批评一样。如果你欣赏这样的态度，我劝你还是去搞政治或者做生意。当然，我收到的答复也并非没有，那就是文章不断被报刊拒绝。这其中原因如何，你我大概都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了吧。

倚老卖老地说吧。我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长一点。你觉得我真不懂中国国情吗？恐怕还是大家对国情的态度有所不同吧。中国如今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我回去恐怕找不到家门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许多东西是变不了的。当读书人觉得自己“政治成熟”时，往往说明他们政治不成熟。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让做，有些话不让说，老师的解释是：阶级斗争很复杂，你们还不懂，不成熟。如今年纪小的也这样教训我：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成熟些。哈哈，我宁愿做个不成熟的人。清理完此事，我将退出时评写作，因为我难以找到言论空间。不过，退出之前，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绝对不是没有保护富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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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1）

最近，笑蜀先生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对包括我在内的批评茅于轼的人士进行了批判。我因为批评茅于轼的稿件被《南方都市报》*，宣布与该报断绝合作关系。我为此还给该报编辑写信，希望他们用“拿得到桌面上的理由”来反驳我。可惜，至今未见有关文字。据我所知，笑蜀是《南方周末》主管言论的编辑。我推想，他的文章多少代表了南方报业集团“启蒙”编辑层的若干理念。因此，就他的文章之谬误进行讨论，对言论自由、媒体的公信度、公共辩论的游戏规则等等问题，都甚有意义。

首先需要指出，笑蜀的文章几次批评我，却不点我的名字。这是公共辩论的一个非常坏的习惯。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并承担自己的言论所引起的批评。茅于轼不能例外，我也不能例外。批评别人应该指名道姓。这并不是人身攻击，而是给读者提供精确的信息。承受不了别人指名道姓的批评的人，最好退出公共讨论。我批评茅于轼的文章经常被退稿，勉强刊登出来也常被删掉名字。甚至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些“主流”精英们开会，经常引用我的话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也不点名。点一下薛涌的名字那么可怕吗？我希望南方集团的编辑们，应该率先改变这样的传统。如果连一篇博客文章批评人都无法点名，还指望什么公正的讨论？

另外一点是，笑蜀批评茅于轼的批判者们，第一条理由竟是“被看作意见领袖的茅先生，最大贡献其实不是言论，而是扎扎实实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贫性的小额贷款。”这等于没有辩论就先转移话题。我们讨论的正是他的“言论”，不是他如何“扎扎实实做事”。这是可以另文讨论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茅于轼的小额贷款的事业。相反，对这方面，我对他的贡献非常尊重，和笑蜀对茅的评价并不矛盾。我和许多批判茅于轼的人，批判的是他“保护富人”的言论。一个人不管道德多么崇高，不管他做了多少好事，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保护富人”的言论，毒害了我们的社会伦理。任何有责任的人，都应该对之进行回应。

下面是我要谈的重点：专栏作家和媒体合作，应该有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中国是否应该引进名副其实的专栏制度？“正确的思想”是不是就可以破坏规矩？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应该靠“启蒙”，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