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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看新书的风气在学校流行起来。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严复编译的《天演论》。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阐释。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救亡图存的警钟。《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鲁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危机感，斗争，科学和进步，从此成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后来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学说，于此也不曾有所动摇。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一面加速陆沉，一面奋力崛起。义和团运动以一种畸形的集体性行为，试图依凭传统的单向方式，解决帝国列强势力所强加的殖民困境。这种民气，很快随同圆明园的大火一起烟灭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蜕变的封建士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深明所属的两难处境，因此深知，必须承受难堪的历史屈辱，向强大的敌手学习生存。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是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6年，十年间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共达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鲁迅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中，作为官费生，由学校选派到日本去的。此间是1902年。&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铁屋子里的呐喊（1）（图）

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 袁世凯称帝不久；就在一片声讨声中一命呜呼了。以袁世凯为首的权力核心迅速解体；一度达于极度恐怖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起来，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因为失去权力的支持而失去固有的强制性力量。在权力集团经过多次的分化与重组，建立起北洋军阀政府时，已经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新型的知识者组成的集群，并开始向它挑战了。 这个新的知识权力中心主要由一份期刊和一所大学构成。期刊是《新青年》，大学是北京大学，它们都是在1917年前后经过改组，分别由激进主义者陈独秀和自由主义者蔡元培所领导；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无一不是为西方的观念和变革的热情所支配。《新青年》高张“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提倡自由、人权、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发动“文学革命”即白话文运动以推进思想启蒙。除了陈独秀、胡适两位旗手式人物以外，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钱玄同、李大钊、刘半农，以及新近来京的周作人等。这批人物大抵在北京大学或别的高校任教，他们播下的思想火种，最先在青年学生中间引起燃烧，然后向社会蔓延。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学生发起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以反帝救亡为特征，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但从此，随着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展开，思想运动开始渐渐衰退；而文学，也就不再担当领唱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鲁迅的反应相当迟缓。社会运动的浪潮在周围咆哮，他仿佛无所察觉似的，依然平静地度他的小官吏的生涯，“麻痹”和“装死”。终于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到访，给他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位朋友就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悍将钱玄同，在《〈呐喊〉自序》中记作金心异的。自序这样写道：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狂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