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3/4 页)

左联的，因此一直坚持他的“散兵战”原则而游离于组织之外，而此刻，竟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一度为他所讨厌的“我们”的字眼，公开声称自己为“左联之一员”！ 在“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定的当天，鲁迅特意携了眷属，邀请冯雪峰全家一起留影。大约这对于死者和生者，也都是一种纪念罢。&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救亡与启蒙（1）（图）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接着入侵吉林、黑龙江。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个月内，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国难当头。举国上下，一面是投降与倒退，一面是救亡运动的高涨。 从这时开始，鲁迅写下大量的时事评论，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专制政策。这些时评，以《伪自由书》为最集中也最直接。在战争刚刚揭开帷幕的时候，在蒋介石以民族领袖自居而宣称“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时候，在沦为异族的危机使每一个中国人变得空前亢奋的时候，鲁迅提醒大家说，不要忘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奴隶国家，我们从来就是一群奴隶！他认为，民族生存的关键，在于使广大奴隶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因此，针对打出“民族”旗号而为政府着想，尽“宠犬”的职分，极力维护现代奴隶制度的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文学”，他写下长文，指出：这是一群流尸，而流尸文学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当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舆论日益偏向统一战线和保卫国防的宣传时，鲁迅仍然从自己的独特的阶级论出发，清醒地透视了从理论到实践都仍然处于混沌未解状态的###，从而确定自己在一场新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为奴隶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鲁迅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不但指出抗战的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权力者的专制手段同国民的愚昧表现，把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统治者无所遁形的同时，让国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从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时期，启蒙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打掉中国政治剧目主持人的欺骗性，把幕后的丑剧搬上前台。《二心集》的后半部，《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都是这样的短小精炼，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传与做戏》《经验》《谚语》《沙》《偶成》《漫与》《世故三味》《谣言世家》《火》《捣鬼心传》《现代史》《〈杀错了人〉异议》《二丑艺术》《华德焚书异同论》《由聋而哑》《同意和解释》等，都写得十分漂亮，比之《热风》诸篇什，更扎实，更沉着，更具藏锋。 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上海事变以后，长达一个月内，甚至于流离失所，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他心里想的，还是要说话，要写文章，打破禁锢的沉默。 1932年1月，《中学生》新年号征稿，要鲁迅面对中学生说说今后努力的方针。他的答复十分明确，说：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么？假如各先生说“不”，那么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 1932年间，在左翼批评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仍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当创刊词发表的《真理之檄》，还有《阿狗文艺论》，一面批判封建意识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面批评左翼文化运动，把“普罗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都称之为“阿狗文艺”。在左翼批评家的回击之下，后来又发表了《文化运动问题》《是谁为虎作伥》及《勿侵略文艺》等文，坚持自己的“自由人”观点，反对政治对艺术的介入，表明一种矛盾的立场和理论上的混乱。稍后，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边，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从此，关于“自由人”的论争便转向“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现代》杂志上。 鲁迅介入这场争论很晚，直至苏汶破门而出，才发表第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作为左联盟员，苏汶竟然把矛头对准了“左翼文坛”；这种简直近于叛卖的立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