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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能也不会结婚。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如此之高，所以即使是唐璜也避免不了。事实上，已经有一项纵向研究对唐璜式的婚姻生活进行了探索。首先，1960年当男性研究对象还是大学生时，我们对他们的权力需要进行了测量，14年以后又找到了这些人并询问他们现在的情况；有些问题（对于已婚的男性）是针对他们妻子的事业的。在本科阶段权力需要高的男性与权力需要低的男性相比，不太可能有一个全职工作的太太。这些结果表明，已婚的现代唐璜们会在经济上而不是在*上（或者在*之外）对妻子们行使权力。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对那些已婚和热恋中的伴侣来说，权力需要高的男性比权力需要低的男性更可能对妻子进行身体虐待。研究没有发现女性对伴侣的身体虐待与其权力需要之间的关系。

重要的是，不应该过分强调男性和女性在权力需要上的差异。男女两性中都存在着有些人的权力需要比较强，另一些人的权力需要比较弱。另外，如温特所认为的，两性对权力需要的平均强度是相似的，许多与权力动机相关联的活动（掌权、寻求与权力相关的职业、显示可见的财富和尊贵）在男性和女性间是相似的。男性和女性在权力动机上的不同似乎仅限于两大方面：亲密关系以及温特所谓的“堕落行为”。我们已经看到，男性对权力的需要与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是紧密相关的，但这种相关在女性身上没有发现。另外，只有在男性中，对权力的高需要才可预测诸如酗酒、吸毒、攻击和赌博等“堕落行为”。

温特认为这些差异并不是性别引起的问题，它们反映的是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这一观点认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接受了更多负责任性质的行为训练。温特认为，这一训练促使那些具有较高权力需要的女性，将这种需要转化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行动，而男性既可能以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也可能以无社会责任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权力需要。温特对责任感培训的重视，使他关注性别以外的可能影响权力需要表达的其他社会因素。比如，他认为与年幼的弟妹一同长大，既会增强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也会加强社会责任练习。温特相信，养育子女应该也会增强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如果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化，那么要彻底解决问题就需要改变社会规范。如果温特的分析是正确的，给男孩提供与女孩相似的社会责任感训练，可能有助于减少权力动机的破坏性影响。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

我们已经从社会交换过程和人格特征方面对权力进行了探讨，我们再来看一下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它是从两个人当中谁对关系更有影响力及双方是否对关系满意的角度来探讨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默斯坦认为，男性在异性恋的关系中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

默斯坦关于异性恋关系中的权力观点的一个关键是谁去理解谁。默斯坦认为，要使关系成功地发展下去，弱者需要去理解强者。由于强有力的一方处于要求更多回报的位置，较弱的一方就不得不去理解伴侣，以期找到取悦伴侣的方式。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持有这种观点。“服从者对控制者更了解，远远超出控制者对服从者的了解。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种模式不受性别限制：拥有较小权力的一方需要去理解拥有较大权力的一方。但是，由于通常认定男性的权力大于女性，所以女性对伴侣的理解与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要高。

第4章　权　力（7）

性别刻板印象

科尔西尼于1956年就对“男子汉”这一刻板印象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婚姻的调适或磨合，与妻子推测丈夫的自我看法的能力正相关，而与丈夫推测妻子的自我看法的能力无关。多数的研究者就此止步，但科尔西尼则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将参加研究的男性和女性进行随机配对，形成了从未谋面的“伴侣样本”。他从这些随机配对的伴侣中得到的结果，与先前从真正的已婚伴侣那里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由随机配对形成的伴侣，如果女方能够“推测”男方的自我看法，那么他们在各自的婚姻中（与真正的伴侣而不是指这种随机配对伴侣）也更为幸福。显然，这一点与理解毫无关系，人不会完全理解一个陌生人的。为了解释这种结果，科尔西尼在研究中，将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描述与其他所有人对自己的描述进行了比较。在“符合指数”上的高得分，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与同性的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是相似的。最后我们要说的是，科尔西尼发现符合指数得分高的男性也倾向于拥有更幸福的婚姻；女性则不存在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