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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扔下了。逃啊。

就这样，在我心理上陷入绝境，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废人的当口，生活突然对我绽出了美丽的笑容。

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为我感到庆幸——不仅庆幸我摆脱了已经陷得太久的受挫的泥潭，也庆幸我有了一个踏踏实实的前程。后一条份量肯定更重，因为那会儿我们县还没有高中，而照我当时的情况，初中毕业肯定就没戏了，再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曾自问过：你还能回去当一个牧民吗？还能当一个好牧民吗？说实话，一点底气都没有。现在好了，考上了专业学校，换句话说，我已得到了某种承诺：毕业后可以立刻牢牢地捧上国家的“铁饭碗”！

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会，得到这样的承诺在当时意味着怎样一种巨大的幸运！尤其是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又尤其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更不是一个能透过迷雾、看清明天的人，在当时，眼瞅着有了“铁饭碗”的保证，我已和我的家人一样感到心满意足。只是在我和历史一起磕磕绊绊地走出了足够远之后，在“饭碗”已不再是生活的最大压力、最高目标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这一转折之于我的重大意义，或者说，它才向我呈现其真正的意义。

多年后我曾将这次转折表达为“命运之神向我伸出了爱的手”。这听起来有点酸，但不这样说就不足以强调我的看重——

假如没有这次转折，就没有我以后的艺术之路，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命运之神”表明了我对某种不可知力量的敬畏，这和我对姐姐的感激并不矛盾。因为，我能有这么好的姐姐——包括这么好的哥哥，这么好的家人——本身就是我命运的一部分。“爱的手”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所谓“幸运”，就是在关键时刻突然握住了一只爱的手。

我父母对我本已失望，这时态度立刻产生了变化。我去艺校报到时父亲将他的一套中山装送给了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第二年父母又送了我一块手表，延安牌的，时价90元，就更不得了了。

我高兴得心里直痒痒但又有所不忍，就假假地谦虚了几句。妈妈说：拿着吧，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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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弦老大”不敢再傲慢

我进内蒙艺校顶的是学舞蹈的名目，进去后也确实练了三个月的功；但我本心并不想学舞蹈，真想学的是扬琴，也不知为什么，或许和我父亲会打扬琴有关。无奈那年扬琴只招一个，我条件比不过别人，只好认命。

但三个月过后就憋不住了。问题是正经八百地找领导谈肯定不行，怎么达成目的？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老招数，即在我姥姥面前屡试不爽的那一招比较有效，于是便哭着去找教务处。

后来我知道这也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叫“哀兵必胜”。

那时艺校的教务处处长是三宝的父亲。他看见我哭着过来就哈哈大笑，说没事哭什么呀？我就装出十二分委屈的样子边哭边说理由。我说我们县送我来本就是让我学器乐，不是学跳舞的，结果搞错了；这么错下去，将来回去怎么交待哪？

我哭诉的过程中处长一直在笑。他当然知道我在撒谎，也知道我想干什么。最后他说，行，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这样又过了两三天，就通知我改学三弦了。

在艺校三年，第一年什么也不懂，基本上是混过去的；第二年有所起色；到第三年，我就开始小有名气了。

我的名气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听力特别好，钢琴上的某个键，我看了就能把它唱出来，一弹，就是这个音。用行话说，咱有“绝对辨音力”。二是开始自己学作曲。我写的《节日的鄂尔多斯》难度极大，到现在还是内蒙艺校学三弦的终结曲，能弹好这个曲子，也就能毕业了。这三嘛，当然就是我的三弦弹得特别棒。毫不吹嘘地说，到我毕业的时候，在整个内蒙古地区，要说弹三弦我肯定是数老大了，谁也弹不过我。

这么着，毕业后就让我留校当了老师，教三弦，同时兼任学生乐队的指挥。77年内蒙古艺术团出访非洲，我老师也去了，给他们每人定做了一套西服，那叫个帅。我每次指挥演出时就借他的西服穿，过瘾。

其实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指挥，瞎比划罢了。78年底小泽征尔首度来华演出我看了，把我迷得、爱得、惭愧得，咳，真是没法说。

也是该我走好运，缺什么来什么，挡都挡不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