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3/4 页)

则以打扫教室来作为回报。下午的训练，徐为丽不让姚明和别人一起搬运动器材到球场——篮球，放在场边的挡板，训练运球用的绕桩——尽量减少他背部出现伤病的风险，因为他母亲的运动寿命就是因为背伤而缩短的。

体校的其他运动员对给姚明这样普普通通的球员那么好的待遇有点不满。“孩子们看到姚明受到这样的特殊照顾，他们就想，‘我比他要好得多，为什么我就没有受到一样的照顾？’”教练王齐敏这样说，“这些孩子对此从来没有明说过什么，但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知道姚明是有些不同一般。”

从姚明还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国体育最高领导层的注意。1992年，国家“大球”项目的主管领导——杨伯镛，前国家队教练，并且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篮球明星——来到上海拜访姚明和他的母亲。作为国家主管体育项目的领导，杨伯镛一般不会中断自己繁忙的工作日程，来和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孩子见面。但是徐为丽关于姚明的极其引人注意的成长报告激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赶到上海，在上海体育馆附近新建成的奥林匹克宾馆和大方还有她的儿子见了面。他们到那里之后，杨伯镛让姚明在大厅里走了几个来回。这个来自北京的性格直爽的领导，轻轻地摇了摇头。姚明的臀部太大了，他说，对一个运动员来说他看上去过于笨拙了。

尽管似乎有些失望，杨伯镛说那天他还是在姚明身上看到了一些成功的可能。徐为丽在报告里提出了给姚明提供经济补助，杨伯镛同意给徐汇区少体校每年增加一万元的预算。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门用在姚明身上，包括每天五元的午餐津贴。这听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已经是一般小运动员的津贴的三倍了。姚明仅午餐费一项就快要赶上他母亲的薪水了，并且每天有两瓶牛奶和足以满足他需要的肉。在体校这种从饮食水平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享有的地位的地方，姚明的位置可以算是最高了。

不过那天在酒店的大堂里，杨伯镛没有对姚明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他很快和大方聊起了另一个话题。“大方，你还记得以前在国家队一起打球的任焕贞吗？”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6）

“当然。”大方回答。

“嗯，她和王维君有一个儿子，那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孩子，”杨伯镛说，“他的名字叫王治郅。”

姚明听得很专心，那是他第一次记住王治郅这个名字。

“王治郅比姚明大三岁，”杨伯镛说道，“但是已经有2米11的身高，而且显示出了巨大的天分，已经进了八一青年队。从发展上来看，他要领先于姚明。”

姚明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在内心，一丝妒忌刺痛了他的心。“那是我第一次把目标对准王治郅，”他后来对记者徐济成这样说，“我想变得和他一样好。”

不管杨伯镛是不是故意的，他点燃了年轻球员心里那根竞争的导火索，那是姚明父亲在经济上给予奖励，和他母亲用哈林篮球队的球票都没能达到的效果。姚明对篮球的热情还不是很强，可他突然有了一种驱使自己去提高篮球水平的理由：在北方，一个神秘的男孩比他所能想像的还要好。

自从王治郅在那个冬夜里离开家，来到北京郊区的八一队基地，已经两年过去了。从那个晚上开始，大郅的童年其实就已经结束了，现在这个十六岁的小将正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能从青年队毕业，进入中国最强的篮球队。他的身体协调性很好，身高也长了不少——已经长到了让人惊讶的2米13——而且没有失去当初最吸引教练眼球的速度和灵敏性。

大郅已经习惯了有些孤独的军营生涯，灰色的军营和运动场，从外表看和那个颇有些浪漫意味的名字——红山口搭不上界。这个基地仍然带着一些神秘色彩：中国最好的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就坐落在这里。不过对王治郅来说，红山口这个名词笼罩的光环，更多和这里创造出的优秀的运动成绩有关。他经常带着一种对那些创造出优异成绩的同志的崇敬心情，走在基地宿舍楼里。那里有世界冠军和奥运金牌获得者，从体操队到游泳队、乒乓球队和排球队。篮球选手，就处在一群这样的优秀运动员里。

小时候大郅曾经坐在家里制作模型军舰和坦克，并且假装自己是个战士，那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并不怎么想念以前读书的时候，不过他曾经养成了和父亲一起骑车从球场回家的习惯，一个小时的车程，让他们有时间聊聊人生，聊聊篮球，或者母亲会在家里准备什么好吃的。现在他每年只能和父母见三次面，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