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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往往会和平民百姓发生冲突，比如说天启末年在苏州那次。

魏忠贤派人去苏州抓人，激起民变，结果闹得沸沸扬扬，去年暴死的复社首领张溥还根据此事写了《五人墓碑记》。

这《五人墓碑记》对李孟来说，也是在现代时候，所知道的明朝不多的事情之一，初中时候，李孟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本来按照山东盐帮和灵山商行商议之后，认为凭借税丁就足够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变化，但李孟却下文调兵，准备用对付敌兵的态度来对付可能出现地变乱，如果真因为收取漕运厘金发生什么混乱，岸上地军队准备杀光所有作乱的人。

万历年和天启年，朝廷都是向着江南一带派出税监和矿监收取税赋，被讥刺为阉党恶政之一，与民争利地事例。

可田赋收取，压榨的狠了，就要像如今一般激起民变，流贼蜂起，何况大明自嘉靖年开始，基本上没有什么风调匀顺的年景，大明帝国的正常运转，需要赋税来支撑，农民的收成就是那么多。

那增加财政收入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收取工商税，但这些工商税要从那些手工工场和大的商行收取，这些富得流油的产业背后是谁，大多是江南士人豪族，这些人又和京师和南京以及地方上的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本身就是这些高官显贵的家人出面经营。

收一分税赋，他们就少赚一分银子，自然是满心不情愿，偏偏万历和天启都是有些主意的皇帝，轻易不会收回自己的政策。

结果下面想出来种种的方式对抗，税监和矿监在地方上收税的时候，往往受到地方官的牵制，甚至会被地方官找理由治罪，而江南苏州、杭州之地，往往是工场主和富商们在背后鼓动。

让那些工场的工人鼓噪闹事，冲击朝廷派下来收税的官员官署和驻地，让这些收税的太监在地方上无处容身。

工人们和税监以及随从发生冲突，难免会有死伤，一有死伤，那就是税监和他们手下的罪过，更是被朝野的士人攻讦。

每有地方官惩治税监和矿监，地方上的民众对抗，都被文人们美化成义举、义民，行为足以和天地同存、日月同辉。是了不得地正义行为。

有些文人名士的好文笔，写出来地文章。让人看完之后，的确是热血沸腾，恨不得身临其境。

但上面所有的大义凛然之事，仔细追究，都会发现，这些官员、义民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不缴纳朝廷收取的赋税而已。

朝廷收不上税。没有钱，没有钱给官员们发俸禄，没有钱给士兵们发军饷，没有钱去兴修水利，但朝廷的运转每时每刻都是需要财税来支撑，在士绅官宦，这些最富的人身上收不上来钱。只能是去平民百姓身上，在那少得可怜的田租上扣钱。

大灾连连，这番地压榨自然是民不聊生，现如今扰乱天下的流民之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为了平定这流民之乱，抵抗关外的蛮族威胁，却只能是把上面的循环继续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恶性循环。

天下各处都是如此。山东私设关卡，收取厘金，虽然不合法度。但却也是为了重整这种秩序的努力，李孟此时掌管一省，就在这一省之地确保实行，在山东除却身份特殊的孔府和鲁王府之外，所有地平民士绅都要缴纳税赋。

谁都知道山东这做法是正确的，但这做法却不是谁都能学的，天下间也只有山东这种李孟实现了完全控制的地方才能推动。

朝中的诸位大人平素里可是清贵的紧，就算是说话一般都很少提到钱字，说到个钱字都觉得自己俗气。

可一听下面的人说自家地货物。居然在过山东境的时候被抽了厘金。当即是勃然大怒，有那大臣。在朝中十年没有参与过什么政争之事，廷议的时候都是打着哈哈做老好人地，平素里走的是难得糊涂的路线。

但这次都是震怒异常，大明朝廷的事自有他人处置，和自己无关。可有人居然要收自家的钱财，那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了，一定要闹个究竟。

这消息一传到京城，那些夸赞镇东将军、山东总兵李孟不吃空额，忠心为国的言论瞬时间销声匿迹。

不管是想到还是未想到的攻讦纷至沓来，“心怀不轨”“居心叵测”这都已经是常见的言论了，还有“猪头生角”之类的评价。

这些攻讦地言语，都被李孟安排在京师地人手在第一时间得到后，抄录成册，迅速的送回济南城。

对攻击他有异心地言论，李孟倒是一笑置之，本就是预料之中的，倒是这狗头生角的典故让他很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