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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避（这种回避也是应该的）。这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喜欢这个备忘录。他写道：“我不同意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我相信，该方案提供的行动步骤将会妨碍而非推动争端的解决。”对于我停止轰炸的建议，他说道：“我无法理解这个逻辑。”他主张，“稳定在这里的确切解释就是：在放弃和沮丧的观念支配下，去寻找我们走出冲突的道路，而在这个冲突中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意志和决心。”他最后说：“总统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要求，这种结束应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为前提，我们的目的是：挫败中国和苏联支持下的北越对南越的侵犯。

总统并未征求麦乔治·邦迪对备忘录的意见。麦乔治·邦迪交给总统一份内阁会议讨论概要，他提请总统进行一次高水平的考察，以便“能够确立某种逐渐降低费用的模式，从而使战争坚持五至十年。我认为，这个时间是在越南的大部分最明智官员们预言过的”。“如果有一件事比其它的事都更清楚”，他写道：“那就是我们根本不打算以现在这种战争速度持续那样长的时间”。

为什么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努力使人们对这个如此尖锐、并明显地分裂了他的最高顾问班子的问题进行全面、公开的辩论？或许他的失败就植根于他意识到越南问题是很难处理的，不存在什么满意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办法使他的顾问班子保持一致，或许，他曾清楚地看到改变战争方向的决定权就在他自己手中——但这是一个他不能让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十一月一日的备忘录只完成了一件事：使两个互相热爱、互相尊重的人——林登　·B·约翰逊和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爆发的顶点。几星期之后，林登·B·约翰逊总统通知我被选为世界银行总裁，我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离开了国防部。

我不知道在这一天是感到心灰意冷还是激愤，或许二者都有。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发展中国家很感兴趣。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讲话，其中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达到某阶段时，它便不能再简单地依靠购置更多的军事武器为自己买到安全。我们现在就已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相信，国防支出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可形成两条上升的曲线，在到达某一点之前，两条曲线同步上升，之后，曲线平行延伸甚至可能下降。我曾判断美国到一九六六年会达到曲线的平坦处，我相信我们现在已到达了这一点。

我告诉编辑们，与增加军费相比，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真正需要并要求我们帮助的国家，但提供帮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他们愿意并能够自助。”我提到，穷国与富国之间已经很危险的距离仍在扩大，在一些国家中财富正在制造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并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总之，我相信，我们应通过把更多的美元从军费中转到对外援助上来，以便获得国家安全。

在战争年代，人们大概不会指望听到一位国防部长说出这种话。这次讲话遭到国会中鹰派的猛烈抨击，给总统（他对此并无明确态度）带来很大的烦恼。但这反映了我的思想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给乔治·伍兹那样的答复。当时，刚吃过午饭，他告诉我，他作为世界银行总裁的五年任期即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他希望我能够接替他的位置。我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但同时告诉他，我曾告诉所有向我提供工作职位的人——其中包括一个华尔衔的合伙人在一九六七年向我提出了每年二百五十万美元薪水的一个职位——如果总统想让我留在现在的位置上，我将不考虑其它建议。

当时，我曾把与乔治·伍兹的谈话告诉了总统。总统一直没再和我提起过这件事。直到九月或十月，总统突然问起这件事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告诉他，我仍对乔治·伍兹的建议感兴趣，但只要总统需要，我会留在国防部。

“你应该得到这个政府中任何你想要的，”总统说，“我的责任是帮助你，你可以得到在我权限之内的任何东西。”

“人们对总统负有责任，而非相反。”我回答说。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

十一月八日乔治·伍兹来拜访我，我们一起乘车到白宫，我要在那里参加一个午餐会。乔治·伍兹说，银行的新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