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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往往很短很简单，不能涵盖到所有可能的情况，当发生重大事件时，船员们会集中起来，像一个法院那样确定法典的施用。

规则是经过全体海盗一致同意的，这也是他们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海盗们明白，遵守规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由于海盗们在出航之前都认可这些规定，一旦需要按照规定办理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实施的。

根据对海盗的历史记载，海盗们比很多殖民者、商船船员和战舰士兵都更有秩序、更和平、更有组织。虽然他们是凶狠的强盗，但是他们要在内部实现正义才能顺利协作。有人说海盗这样的犯罪组织是一个可恶的群体，但不管有多可恶，它仍然是一个群体。

《纽约客》的文章说：“海盗船上的制度以这样一个重要的洞见为基础：那些善于作战或者处理危机的领袖不一定是杰出的管理者，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通常会导致错误的决定。有趣的是，虽然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华尔街的合伙人把这个洞见深深地记在了心底，他们的高级经理人都是选举出来的，权力也很分散，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大部分公司的经营都更像皇家海军，运营总监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对于公司的运作雇员没有任何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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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界的真相

《经济学家》说：“会计可能会很无趣，律师可能很贪婪，但是医生通常被认为很冷酷，把忧心忡忡的病人变成医学标本。”《纽约时报》的书评说：“人们都说医院是个危险的地方：病人说治疗带来了很多并发症，医生警告说要小心那些只会在病房感染上的抗药性感染病源，经验丰富的护士会提醒你千万不要在7月份住院，因为那时医院里新来了很多实习生。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有人能够康复，这真是奇迹。但病人确实能被治好。过去五十年里，癌症的存活率升到了70％，中风的死亡率下降了80％，心脏病的死亡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二。”

哈佛医学院毕业生、41岁的葛文德（Atul　Gawande）在给病人做手术时不仅戴着放大镜，还用iPod插上小音箱播放摇滚乐，声音不大但也足够麻醉师随着节奏摇晃脑袋，护士用脚打着拍子。这位新潮医生在新著《康复》中分析医生如何能够做得更好。写这本书时他不只依据自己的从医经历，还去印度了考察防治传染病的问题，访问了给犯人执行死刑的医生，去军医院了解了士兵救护措施的新进展。“外科医师的书写风格一向是华丽的、英雄色彩浓厚的，本书反其道而行，以最低调但犀利的笔法触及每一个外科医师内心最痛处，勇敢面对每一个医师都可能碰见的噩梦：并发症、医疗纠纷、名利的诱惑，更多时候是自己面对疾病的无能为力。”

在第一本书《并发症》的序言中，葛文德说：“医学是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个瞬息万变的知识体，我们得到的信息不一定靠得住，而执行医疗业务的人不免会犯错，同时面对的却是性命攸关的事。我们所作所为的确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我们也依靠习惯、本能，有时也得猜测，碰碰运气。在我们既有的知识和我们的目标之间，永远有一段落差。”由于供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可能会被病人起诉，医生对如何改进缺少有效的交流。葛文德相信医生公开自己的错误对病人也大有好处。

在新著中，他说医生做得更好是可能的，它不需要天才，需要的只是勤奋、是非分明、机灵，以及努力的意愿。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什么是勤奋：医生应确保每次在和病人接触后都洗手。“跟一个打喷嚏的病人握了手，揭掉某人伤口上的纱布，把听诊器放在一个汗津津的胸上之后，大多数医生只是在白大褂上擦擦手。”结果统计显示，每年有二百万美国人在住院时被感染。有九千人死于这种感染。

灵巧通常就是想出一个很简单的主意，比如阿普加评分。1952年，麻醉医师阿普加所在的医院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她决心想出办法使发生窒息的新生儿得到恰当的处理。她设计了一个打分的措施，用于判断新生儿有无窒息及窒息程度：在孩子出生1分钟和5分种后给孩子做5项检查——心率、呼吸力、肌张力、反射应激性和肤色，每项打0分、1分或2分，总分10分，8—10分无窒息，4—7分轻度窒息，0—3分重度窒息。这个方法简便快速，有效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正所她说的那样：“让医生之间相互竞争，促使他们得到更高的分数，会使接生的新生儿身体状况更好。”

葛文德提出，目前部分用于新疗法研究的经费应该转拨给促进医生更好地利用现有手段。他相信提高医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