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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爱情的云端跌进婚姻的陷阱时，还基本上只是把自己当作低空飞翔的仙女儿，压根没有想到怀孕这种“庸俗”的、人间烟火气的、不人道的、毫无理想色彩的事情，居然会降临到我身上！这种惊异、沮丧和不公平的感觉，很深刻，在第一次与紫禁城先生为家务琐事争吵时，我也有这样的惊异和沮丧。

——简单介绍一下紫禁城先生，我们作了近6年的朋友后，似乎在一夜之间质变为恋人，并在6个星期后成为夫妇。他是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遵循最保守和谨严的道德规范，其腐朽、落后、古板程度令人发指，与现代社会很多东西都不兼容，而且保持永不妥协、绝不合作的强硬态度，是精神永远留在“故宫”的“故人”。所以，紫禁城是他理所当然的形象代言人。

在最初的惊异和沮丧之后，我变得消沉抑郁，而且极度恐慌，甚至有受辱的感觉。当然我决不想当妈妈——以我天马行空的个性和自私、自我、自恋的德行，没有坚持独身主义已经是个奇迹了——但我和紫禁城都不太知道怎么拒绝一个特殊的细胞，或者一团未成形的“东西”。

“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紫禁城说，他更多地从现实考虑，他博士还没毕业，工作没有着落，我也正在准备考博，已经够乱了，不想再有添乱的。

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去医院”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胚胎是否算生命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去医院”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办法，但我摇摇头。每一次我都摇摇头，一次比一次坚决，一次比一次猛烈，如果孩子不是生在肚子里而是在头上，我一定已经把他摇出来了，像宙斯生出雅典娜。

我终于保留了“它”的存在，绝不是因为我认为受精卵或胚胎具有什么生存权或*，也不是什么本能的爱，而纯粹是出于一种害怕和逃避。我不愿意与医院打交道，把自己最私密的一面暴露于医生，是我不能容忍的。便象鸵鸟似的，宁可掩耳盗铃般将这种不得已的接触暂时推迟，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月、两月……直至推迟到十个月之后。

另外，我不是一个充满战斗性、能坚决对抗世俗压力的人，也没有太多抗压能力。在那些自认为非原则性问题、我也不怎么当回事的事情上，我乐得随大流。如果世俗习惯认为一夫一妻一子是常态的家庭模式，我会无可无不可地妥协。虽然我一贯的观点是，如果可以不结婚，最好别结；如果可以不要孩子，最好不要。

那一段，我常常会念胡适的那首无情无义的白话诗：“不想要孩子，孩子自己来了。”我讨厌“它”，这个不速之客。原本完全属于我的身体，突然凭空多了一个异己的东西，不管它是一个肿瘤或胎儿，都足够引起人恐慌。“它”在侵略我，占领我，削减我的自我。

怀孕了（2）

另外，我有一些奇怪得让自己坐立难安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孩子是*的具体化，海德格尔说，曝光隐私是现代性的表征，那孩子就是天然的现代性象征。它放大了我的私生活，它是羞耻，是屈辱，是我身体的一个污点。

而紧接着的妊娠反应让我苦不堪言，而且愤怒莫名。我努力用理智克制自己对“它”的憎恨和诅咒，并强烈的感觉到女人的苦难和身为女人的可悲。而一旦我想到“它”可能也是一个女孩，以后终有一天也将为了人类种族的延续繁衍而承受同样的苦难和悲哀时，又格外地怜悯“她”。我不无自私的悄悄祈祷“它”是个男孩。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消息，象青春期羞于身体的发育、并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回避变化一样，我尽量坚持繁忙的日常工作，甚至更加奔波，而且绝不加餐或补充营养，而且因为紫禁城对我额外的关照体贴而大发雷霆。那时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一如既往的生活。或许潜意识里，我要完全控制和决定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不能忍受任何外物的影响。

但伪装下面终究有真实的存在，我也曾偷偷的去书店和国家图书馆翻翻《怎么做妈妈》、《生个超常宝宝》一类的图书，却是做贼心虚，每一次都提心吊胆、风声鹤唳。现在想来是很可笑的，在书架上看准目标后，我会潜伏很久，直到前后左右都没人了，才飞快地将书抽下来，第一时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看。即便如此，每当有人从身边走过，我还是会拼命把书页卷起来，结果有一次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呵斥，因为“这么不爱惜书”。

我终于没有能够骗过自己：整天整天吃不下一口饭，头晕、腰酸、发困、恶心……北京的冬天显现出大自然对人类最不友好的一面：苦寒、尘埃、风沙、干燥、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