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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的外甥一直外出没回来。这期间，有人传说钱秀玲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有人还传说钱秀玲老人的儿子怕打扰老人休息，拒绝任何采访……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是阴雨连绵，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板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这颗长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感慨，仿佛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历史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拿破仑著名的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儿于廉……

我独自去了卢森堡和荷兰，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卢森堡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参观了《安妮日记》的安妮故居，去海牙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节

1999年11月8日下午三点。

在陆惟华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三十号公寓的门铃……

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紧张、忧虑……不知钱秀玲老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我的上帝……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如此可爱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笑容可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大家闺秀及受过西方教育的优雅。我感到奇怪，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钱秀玲老人，不由得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她，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老人的居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着她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的条幅。桌子上摆着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铜质塔形香炉。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听说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钱秀玲老人像孩子般地笑起来，连连摇头：“NO！NO！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大为震惊和感动。钱秀玲老人的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小型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笑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逼着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医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专程跑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由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本人、跟中华民族都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非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