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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开你的批斗会，注意点。”

晚饭后，我早早地站在会场外等候。不一会李世成也来了，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小声对他说：“站远点，不要让人家怀疑我们搞攻守同盟。”

约八点左右，来开会的人基本到齐了。但我们不敢擅入会场。按照以往的惯例，被斗者入场前，先有人领着场内群众如山洪暴发般呼一阵口号，以显会议的威严，压一压批斗对象的气焰。要听到呼最后一句：“把xxx揪上台来！”被斗人才敢上场。但是，今天没有人呼口号，气氛也并不十分紧张。会议主持人只派了一个普通群众走到我身边不冷不热地说：“叫你们进去。”

我们走到一个用几块木板临时搭成的高台上，看到台子后面有两块用硬壳纸做的黑牌，我就主动把我那块挂在脖子上，李世成也自己挂上了。批斗会就这样开始。

主持人简单说了几句，也没让我们作自我检查，就直接由群众发言。

最先发言的是一个常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涕泪横流的生产队副队长。他的发言只有一句话：“金成，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幕后指挥打了多少人？”

本来我想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幕后指挥打人，我是一贯反对打人的。”但一转念，话多必失。比如，如果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人家就会抓住这两个字继续质问：“你犯了哪些错误，要老实交待！”这样下去就可能没完没了。因此我就紧接人家的提问，回答了一句话：“我在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有幕后指挥打过人。”不知道是对方认可了我的回话还是没想到下文，发言竟短暂地冷场了。

但不久就有第二个人发言。第二个发言人也只质问了一句：“金成，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我同样用一句话回答：“既然贫下中农批判我，说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出乎意料的是，刮了那么大的风，打了那么响的雷，却只下这么一点毛毛雨。更出乎意料的是，那几位对我误解最深的朋友，平时在某些场合常表现出愤愤不平，大有不把金成揪出来誓不罢休之势，此时却无一人出头说话（我真希望他们能当面把心里的所有误解都吐出来。好在这些同志很快解开了心结，这之前、之后直至今天仍是我的好朋友老兄弟）。在这样一个大会上，只有两个人发言，两句话质问，再无人揭发，也无人分析批判，连最起码的程序都没进行完，对我的揭发批判就这样结束了。这同样让我有些感到意外。后面就把我晾在了一边，矛头集中指向了李世成。

有人问他：“你在文革中打了多少人？”

李答：“就打过一个人，你们都看见的。”

又有人问：“是谁指挥你打的？”

李答：“谁也没指挥，是我自己有气打的。”

再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打人？”

这一问倒好象挑起了李世成的满腹怨气。他挺直了腰，瞪圆了眼，提高了嗓门，竟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先打我们，我为什么不能打你们？”

在批斗大会上用这种语言来回答群众，这还了得！他的“负隅顽抗”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行凶打人罪该万死！”

李世成并不示弱，振臂大叫：“行凶也是你们先行凶，你们才罪该万死！”

这愣头青就是这样不看时候，这种场合怎么能硬碰硬，不服软呢？有人马上从后面抬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足有六七十斤重的大樟木板，上面写着“打人凶手李世成！”一根粗糙的草绳绑在木板两头，中间留一个圆圈，用来套在脖子上的。

李世成那个牛性子，岂肯就范。但双手难敌四拳，任凭他怎么挣扎，木板最终还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为了不让他把木板取下来，一边一个彪形大汉，使劲捉住两只手，这样他就无法动弹了。

后面再不让李世成说话了，专由群众发言，分析批判。其实，李世成就是打了这一个人，分析来分析去，重三倒四，再怎么说还是这么回事。发言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循环往复。他们不厌其烦无非是要争取一点时间，不让那块刚挂上去的大木板下得太快，让这家伙占了便宜。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听众好象有些厌烦了，有的开始悄悄地离场。积极发言的也好象找不到新词，显得兴致不高。于是主持人走到台前，说了声今天批判会暂时开到这里，接着宣布金成和李世成明天游街示众。然后要我们先离场。

按照惯例，我们离场时也应有人领头呼几声口号，如“xxx滚出去！xxx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