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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壮时刻,我要和我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如果此时我趁机溜走,何以面对我的战友?何以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此时,如果有人向我的头上挥来一锄,或向我的胸口捅过一刀,我将含笑而去。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那是死得其所,能成为一名革命烈士,那是何等光荣。
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将瞠目结舌。在那疯狂的年代,我们只知道响应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哪里会去想这么多为什么呢!
我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拼命去拖开那些捅向战友的凶器,但无济于事。看着彭锋血淋淋的惨状,我终于害怕了。我毕竟只有一副单瘦的身躯,只有一次脆弱的生命。我呼叫的声音越来越小,挡凶的力气越来越弱,起初的那种“英雄气概”渐渐地流失了许多。
呈凶了一阵之后,大概是怕出人命,他们对彭、陈二人的暴打终于停住了。但暴力并未结束,几个彪型大汉将他们的双手反绑着,象轰牲口似的往外赶。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不要让金成走!”马上就上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我也绑了,牵着绳子往公路上拉。走了几步,总场一个干部和一分场一个老工人接过绳子,把我拉到公路上较暗处的一棵树下。这里离其他人较远,他俩趁无人注意,偷偷地把我的绳子解开。我知道他们是要放我走,就小声对他俩说,请你们想办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否则要出人命的。他们说了句“你放心”就要我快跑。
我迅速横过公路,撒腿跑上一条机耕道向水塘头方向狂奔。只听见他们二人向我跑的反方向喊,金成跑了,向那边跑了。大概有人想追,又有人大声说,不要追了,追也追不上,算了。后来不知他们用什么方法把彭锋和陈力也放了。
在这次事件中,我始终没有挨打,心里反倒觉得有些委屈。成立战斗队是我牵的头,会议是我主持的,怎么反倒把我扔在一边呢?肯定是被人误会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惋惜的误会。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前线,如果能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就是一块永远的光荣匾。它虽然不能与战争年代老红军战士身上留下的伤疤相比,但至少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印记。更让人沮丧的是,自己刚刚成立造反派组织,还来不及造资产阶级的反,反被人家给造了反,心里真不是嗞味。
我躲在水塘头周队长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俨然象一位在电影中常看到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地潜回分场,与彭锋、陈力取得了联系。当即决定由我和陈力带着彭锋的那一身血衣赶赴北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好象毛主席周总理正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等着我们似的。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真觉得那时的我,幼稚得多么可笑!可悲!可怜!
第五章 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 带着困惑前行
导读﹒偶感(五)
既然已经身陷泥潭,爸爸将如何作为?他能自拔吗?在那混沌不堪的年代,无私、无助、无畏而又根基脆弱的爸爸能重见天日吗?爸爸啊,女儿真为你忧心啊!
待后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二、带着困惑前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天空乌云密布,下着毛毛细雨,出工的人都带着雨具。我和陈力正好用蓑衣斗笠做掩护,混在上工的人群中,溜出了“危险区”。然后抄小路,翻过九连山,冒雨步行近百里,来到白云山垦殖场。
急行这么远的路,脚上磨起了血泡,全身被雨水汗水湿透,活像落汤鸡,又像受伤的鸟,狼狈不堪。但内心却洋溢着几分豪迈,仿佛我们走的是当年红军的长征路。
我曾在白云山生活过四年多,有一些熟人。晚上有人告诉我,白云山的气氛也很紧张,我们一到就有人怀疑上了,要我们明天一早赶快离开。
第二天早晨天气更坏,漫天倾盆大雨,到处水漫金山。为了安全,我们还是冒雨早早地离开了白云山,淌水越障,向县城方向前进。下午三、四点左右才到县城,一打听,县城的风声更紧,据说县里正在召开大会,各公社、垦殖场进城开会的人很多。此时的我们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好象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碰到来抓我们的南山人。我们哪敢在县城停留,也不敢往车站方向走,更不敢进车站购票乘车。我们只好继续步行上新公路,想迂回到新余乘火车赴南昌。
走了约十里地,看见路旁停着一辆解放汽车。此时天色已晚,加上我们空着肚子赶了一天的路,又饥又乏,早就想搭车代步。现在见了路旁有车,也顾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我们怯生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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