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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等。

三、礼乐文化的形成和影响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对周公“制礼作乐”的要义给予了明确解释：“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

说明《周礼》之“礼”，实际上兼有宗教、政治和伦理的功能，既是维系政纲、社会秩序的典章制度和天人合一、上尊下卑的纲常伦理，又是君子之“德”的体现，可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礼乐教化的核心是“和”。即礼主外以导其志，乐主内以和其性，使神人相和，礼乐相和，天人相和，人人相和。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amp；#8226；乐书》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在西周人看来，殷商统治者由于荒淫无道而导致灭亡，深知“天命靡常”的道理，于是建构以人治为中心的礼乐制度，把殷商尚武、尊神思想转化为尚德、修身思想，提倡敬天保民、以天为宗、以德配天，当是巫术性礼乐文化的本质体现。

他们一方面宣扬自己上承天命，突出其合法性和神圣性，一方面通过歌颂先王的功德，确立人格规范，为时人和后人树立楷模。通过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的“敬命”、“敬德”，为国人树立起一套自我约束的信念和模范，从而实现人伦和谐的社会理想。

首先，《周礼》建构的以人治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和”的追求。以礼乐为核心的统治制度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法制等。

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政治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原则，和分封制配合起来，形成“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一套等级制度，严格规定了上下级和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形成了以天子为核心的金字塔式统治网络。

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王位、宗子继承制度。它以牺牲立贤为代价，以国之“和”、贵族宗族内部之“和”为目的，避免王位纷争、解决王位和平继承与过渡问题，和“君统”、“宗统”继承问题，从而达到国家稳定、和谐、有序发展、长治久安的目的。

实现“和”之上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古代君王和圣贤们的治国理想。《礼记&amp；#8226；礼运》篇中有三段精彩的论述，一是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论述，一是关于“肥”的论述，一是关于“小康”社会的论述：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小康者，即天下肥也。”

而“天下肥”的表现则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而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所以，小康社会是建立在生活富裕、国家富强基础上的上下和谐、君臣和谐、家庭和谐、男女和谐。

其次，《周礼》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先秦诸子之所以“百家争鸣”，是因为“礼崩乐坏”，各家都试图开出疗救社会的药方。不论是墨子的“兼爱”，还是韩非子的以法代德思想，都是为了解决“日失其序”的大乱局面。

以“儒道互补”观为例，说明道家强调的是“道”和“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生两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种一元论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明显不同，这里的阴、阳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个宇宙本源的变化形态，两仪的分裂也不是对抗性的，而是统一在“太极”之内，“道”将这些表面上对立的事物合而为一。

儒家则将最高的美德视为中庸。孔子在《论语&amp；#8226；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认为《周礼》是礼制的典范，立志要“克己复礼”，重新回到礼制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