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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到一个破炮筒。参战的官兵都气炸了肺。大家埋怨王俊的指挥无能，越发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干。

后来，蒋介石听到王柏龄逃跑和王俊作战无能的事，立即将王俊、叶剑英和团长薛岳叫了去，大发雷霆，骂王柏龄不是带兵人才，并要撤王俊的职。蒋介石对叶剑英的才能很欣赏，想要拉拢他为自己效力，只可惜打错了如意算盘。

2．2　“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

叶剑英不但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从黄埔军校时起，他就开始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对军事人才的培训。

1932年秋，叶剑英接替刘伯承担任驻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那时，他还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瑞金卫戍司令兼政委等要职，工作繁忙，但他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抓学校的建设。

叶剑英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后认为：“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力为革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他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等。他强调用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学以致用、平时养成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

在叶剑英精心组织领导下，红军学校出现纪律严明、刻苦学习，团结活泼的景象。第三、四期共为部队培养输送了三千多名优秀的连以上干部，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9，叶剑英奉中央命令参加举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主任为汤恩伯（后任教育长，主任由蒋介石兼任）。

为团结抗战，叶剑英采用我党的传统办校经验来教育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使游干班与当时国民党其他军校相比，具有很多长处，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授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提倡自觉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等等。

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也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

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学员们敬佩不已。就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学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文章“才华洋溢，脍灸一时”。

2．3　最佳“参座”

叶剑英一生中大多担当参谋长职务，智勇双全，“参座”的名声享誉中外。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定期汇报情况；编辑出版《作战周报》；研究对敌斗争政策；建立情报网等。工作规范化，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参谋部的工作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43年6、7月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进攻我边区。而当时我军主力大都在敌后抗日，留在边区的总共才四五万人。面对严重局势，叶剑英和参谋部一方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了解得了如指掌，及时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方面经过分析后，他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作为退兵之计。

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除从军事上调兵作好准备外，还要紧急进行政治动员，大搞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