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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制度下，要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

问题是，你要甘于贫穷可以，但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受穷！

儒家理学所造就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支撑着中华民族渡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这个神话是个圈套，它告诉人们，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经为圣人指出。因此幸福就在眼前，唾手可得。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

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几千年了，圣人们许诺的“大同世界”从来没有降落过人间，“太平盛世”从来只是战乱和灾荒中的短暂喘息。在圣人之言人人讽颂之时，人们举目所见，只有混乱、僵滞和穷困。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没有人跳出这个神话的陷阱。人们只是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

整个中国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执之中，毅力被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然而，人们越努力，世界就变得越糟糕。

而丁宝桢却仍然对此坚持不懈，他上任之时，山东的税收本来并不少，但他“一心为民”，到任后便大兴“利民工程”，兴修水利。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阻塞，多数州县被淹。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并请命亲自督修。不到两个月竣工，时称“费半而功倍”。但不久之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废弃，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丁宝桢又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除了兴修水利，丁宝桢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摊派过来之后，丁宝桢积极支持，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交付。他办的这些事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官声，但山东的财税收入却渐渐的变得入不抵出。而丁宝桢并没有去研究这当中的原因，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节俭，并亲自带头做表率，并严禁捐勒需索讹诈卖放等弊，“谕各商人，如有此蔽，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笞责，……没有讹索得脏者，立即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但他的表率虽然做得好，除了他个人的官声继续高涨之外，别的却是一无所有。

但吊诡的是，在官场上被视为另类奇葩的同时，在民间，丁宝桢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丁大人就是救苦救难的青天大老爷，是扬善惩恶的大英雄。他成了小民百姓正义的化身，一个超现实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的丁宝桢，一边享受着小民百姓的崇拜，一边却也暗自为财政困窘而苦恼不已。

他的这种苦恼，是不能和小民百姓说的！

当然，小民百姓之中，也并不是谁都这么认为的，一些士绅和商人在私下里就曾发出了“清官亦猛于虎”的哀叹。

第四百八十九章林义哲VS张佩纶

“清官”现象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贪黩文化”里面必不可少一个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方面贪官们的奢侈腐化肆无忌惮让人气愤填膺，另一方面，清官也总是清得让人心疼。他们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计无着，清得触目惊心。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爱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其实无处藏身。

山东在丁宝桢这个大清官的治理下所表现出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财税收入锐减，和后世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混日子的时候，媒体总能挖掘出一些工作起来不顾身体不顾家庭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先进模范人物，其实如出一辙。

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清官和贪官这两种极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官与贪官是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