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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反省和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术语，但大体上还是合乎事实的。不过，所谓左派，到了大革命时期，政治形势的发展，一个个都成了右派，因为他们的左边有了共产党。左右是相对的概念。同盟会改组后，凭着革命功勋的声威，得到了迅速的扩张，数月间大量新会员加入，会员数达到55万人，成为第一大党。内务总长赵秉钧也由于右任介绍入会。同盟会和其他党一样，鱼龙混杂，许多会员并不是因为政见的认同而入会的。4月25日，同盟会本部迁往北京。7月21日，宋教仁出任总务部主任干事。

1．风起云涌话政党（6）

20世纪初的这场革命，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其主导方面是年轻的士大夫革命。他们有了一点新思想，学习了一点新知识，半生不熟。中国近代工业刚刚起步，对于社会生活还远远起不到主导作用。所以，第一代现代革命者，还只懂得在政治上要革命，只有反满的政治动员，民权主义的动员，也只是口号，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没有社会新阶级、新阶层的有力支持。他们更没有给民众以经济利益，民生主义的口号，事实上没有给民众允诺什么现实利益，所以与民众无关。会党和军队不能构成现代革命的群众基础。因此，同盟会一改组为政党，也就慢慢变成了士大夫的官僚党，没有新的血液。这是个时代的问题，而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改变方针重新组织革命党，明确规定反对旧官僚。然而，这个反对旧官僚的党，一旦执政后，仍然是个官僚主义成分严重的党，而不是民主的党。士大夫的习惯和意识形态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后来一位老同盟会员吴稚晖说，他们这批人是想从井中把人救出来的，但结果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18世纪原地踏步。1912年8月11日第七期《真相画报》上有幅漫画，题词为：“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

修改后的《中国同盟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政纲如下：（1）　实行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2）　实行种族同化；（3）　采用国家社会政策；（4）　普及义务教育；（5）　主张男女平权；（6）　实行征兵制度；（7）　整理财政，厘定税制；（8）　力谋国际平等；（9）　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当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形势的认识都很肤浅，从表面现象上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完成，所以，除了要予以巩固以外，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实现。由于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政策，虽然没有直接给农民以利益，但损害了田主的利益，不仅增加了当前的赋税，而且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损害田主土地增值的利益。因此，遭到社会上的传统势力普遍反对，孙中山一度希望在自己影响最大的广东推行，但在省议会中遭到强烈反对，仍然没有成功。其他如“促进地方自治”，则包含着以同盟会的地方势力制约袁世凯的中央势力的含义，不仅仅是一种体制性的主张。“男女平权”则是同盟会在人权上的激进主张，当时社会还很保守，很难推广。

可是，同盟会这次改组为政党，只是采取了开放的政策，没有改组原有的成分，也就保持着原有的革命性。孙中山虽然表示了对袁世凯的信任，但在事实上，他心里有一张底牌，因此，他不认为现在的政治局面是他理想中的局面，他虽然承认现有的体制的有效性，但又不期望在袁世凯手里能有令人满意的运转。他心中充满着疑惑，但又不愿意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因此，他决心把政治问题放在一边，只要袁世凯能维持一个小康局面就可以了，他要从经济建设入手，为民国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再谋求深化政治改革。因此，他选择了到社会上进行活动，尤其是希望主持在10年内建设20万里（华里）铁路的宏伟规划。

局面是这样的混沌。孙中山在党内保留了激进的反袁派革命分子，但自己却跑到社会上搞建设。宋教仁要进行和平的、合法的议会运动，但同盟会内却存在着暴烈分子。这个局面其实充满着不安定性，同盟会内部分歧没有消除，虽然没有分裂，却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们将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

在传统中国，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党是个贬义词，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但历代王朝官僚拉帮结派，构成朋党之争。近代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立宪运动中开始动摇，虽然人民仍然没有组织政党的权力，但立宪派也开始成立自己的组织，如张謇就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有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