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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中国军队打仗，而主要是同李鸿章的北洋军队打仗，李并不能调动和指挥全国兵马。清廷威望尚存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如此，现在革命之后，南方军队与袁世凯毫无渊源关系，袁世凯焉能指挥？如何消解与自己对抗的南方军队，是袁世凯的一块心病，需要精心部署。当时，为了安抚南方军队，袁世凯于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但他的任务是整理和裁遣南方军队，任务完成即告结束。也就是利用革命党人政治上比较消极的心态，让南方军队自行消解。

唐内阁成立后，孙中山即于1912年4月1日向临时参议院宣布解职，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南北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告诞生。当时，可不是我们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辛亥革命失败，正好相反，全国都在为革命的胜利、国家的统一、战争的结束而欢呼。孙中山在解职演说中兴奋地说：“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中国国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在本总统受职之初，亦不料有此种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间，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人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当然，话虽然那样说，孙中山的内心其实充满着矛盾。

但是，唐内阁的起步并不顺利。首先是宋教仁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他刚到而立之年（30岁），年纪不大，却雄心万丈，把一个农林总长的职务都看小了。我们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都是生活、学习的琐事，看不出他有多大的超人的天才，学养也很有限（我们在后面还要介绍他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怎么就把世界都看扁了？当时孙中山愿意到社会上去从事教育和经济建设的工作，宋教仁可看不起这些小事。他后来写信给武昌首义的领袖孙武，发牢骚说：我这次担任政府职务，分配负责农业，现在国家非常危急，根本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着急的是要处理当前问题，我这个职务要发挥作用太缓慢了，不是我所期望的。可见，当时革命的年轻人在国家危机面前，有一股躁急的心理。因此，宋教仁再三向唐绍仪呈请辞职。熊希龄鉴于财政问题十分困难，唐内阁派系复杂，容易引起纠纷，也再三要求辞职。同时，因为北方发生过兵变，北方军队同南方军队毕竟进行过战斗，南方国务员北上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南方要求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真是节外生枝。因此，在南方的内阁成员迟迟没有动身前往北京。袁世凯、唐绍仪等各方面人士都纷纷出面劝他们要顾全大局，担任国务。黎副总统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电报，劝告国务员尽速北上，这些电报陈述了国内外面临的严重危险，感情深切，简直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写出来的。他还担保说，如果你们北上遭到危险，“请罪元洪以谢诸公”。简直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作担保了。黎元洪的这些骈俪文字，大多是他的秘书饶汉祥写出来的。其中有的段落比较好懂，示例录下，以见一斑，仅供愿意欣赏古文的读者一阅：

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4）

窃谓一发千钧，事机危迫，群策群力，尚难图存。若一部缺席，则颛司之职既不成立，连带之责也不完全。险象环生，莫可究诘。而况各部之虚悬乎？诸公必以灭种为旁观，以覆邦为快事，则元洪惟垂手待毙，夫复何言！若肯垂怜昆弟，顾念子孙，振已死之人心，扶初生之国脉，即请查照前电，在京总长，先行筹办，在南总长，轻骑减从，迅速启行。如其冒昧直前，致遭危险，请罪元洪以谢诸公，如其拥兵自卫，致启祸端，亦当罪诸公以谢天下。倘五日以外，犹事稽延，则是诸公甘弃我民国也。

在舆论的压力下，黄兴再次作了让步，放弃了派兵北上的计划。国务员们也只好勉为其难，轻车简从，前往北京。当时，津浦铁路还没有通车，4月15日晚，唐绍仪和蔡元培、宋教仁以及部分参议员一起在上海乘招商局的“新昌”号轮船前往天津。20日，由天津乘专车到达北京。袁世凯派出了大批军警进行戒备，以确保国务员的安全。车站上旗帜招展，军乐齐鸣，内务总长赵秉钧，以及总统府特派代表和各界人士都到车站隆重欢迎。翌日，国务院即宣告成立。随后，因事滞留在南方的其他国务员也陆续到达北京就职，只有陈其美没有去，让王正廷代理他的职务。

行政机关北迁后，立法机关也随之北迁。1912年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自8日起休会。不过，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员是由17省革命的都督府选派的，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现在全国已经共和，战争已经停止，当然需要改选。南京参议院的议员同盟会员占了多数，因而被反对派攻击为官派议员。新的议员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各行省、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