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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还不敢一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能这么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让我痛苦地认识了自己。生活总是不断地帮你认清自己。每当我想起这段岁月时，我总觉得羞愧，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最暗淡而难堪的岁月。也许我可以用当时环境恶劣的事实来开脱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惩罚，咒骂，因为我让延安失望了。我对延安的忠诚，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谅自己良心的理由。我恨自己！起码恨自己那段暗淡的岁月。

你可以想像，那时候我是多么需要同志配合，或者让我配合他。我知道，我这只手只要有支撑点还是十分灵巧而有力的，我是一个上校军衔的副处长，我手头的油水足能养活成千上万的革命同胞。然而现在它在我手里发臭、霉烂，不可驱散的毒气吞噬我们的同志，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只困兽，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时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地寻找着一句想念中的暗语，又把一个个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亲人的玄想之中。理发店作为我当时惟一的关系，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把头发理了又理，总以为剪子剪去我头发的同时也将一刀剪掉我当前晦暗的岁月。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母亲——鸽子。

鸽子，你母亲的地下工作代号，就像我叫牛头一样。

我和你母亲第一次接头是在保密局的一个周末舞会上。

谁都知道，戴笠在军统曾有过一个基督徒的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结婚。然而这规定不是禁欲主义的，军统的舞会每周开放，而且绚丽多姿。人们说，伊丽莎白在军统的舞场上同样会受到多面夹攻，那里的人个个色胆包天，厚颜无耻，乐于争风吃醋。他们把枪藏在裤袋里谈情说爱，像所有光棍男人一样，热情洋溢，求胜心切。他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撩人心魂，有时也使用一点职业伎俩，譬如说穷追不舍，不择手段。女人很少在他们面前坚贞不屈，女人总是有些轻薄，或者说软弱。他们把攻占的山头一个个带回自己散发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寓所，把枪压在枕头下欢度良宵，早晨醒来他们收起夜里的一切甜蜜和情爱，开始盘算另一出阴谋：杀人的阴谋。戴笠把这帮走狗训教得服服贴贴，忠心耿耿，无疑是他的高明。戴笠身亡后，尽管人走茶凉，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故有的传统，男人照样不要结婚，舞会照样绚丽多彩。

那天晚上我几乎有种预感，老早就去舞厅，因为去得早，我拣到一个理想的座位，我妻子嫌它太显眼，想换个偏一些的位置，被我拒绝了，我想今晚我就要显眼得让谁都看得见。我妻子不理解我的话，但这不影响她听我的话，这大概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最好的妻子。我妻子是个宁静的雅安人（四川雅安），有一头雅安人应有的乌发和一张白脸。据说雅安的姑娘以温良和美德著称，受了气只会哭，柔弱似水——但也不见得，我在“汪精卫时期”曾在武汉碰到过一个雅安少女，才17岁，是个接线员，她给我的印象是在漂泊的乌篷船里长大的，有一种船上女人特有的风骚劲。当然我妻子是温良的，柔弱的，当初张蔚林跟我妻子一面之交后就告诫我，不能发展她做同志，理由是她目光充满的“顺从意识”（不是反抗意识）。她一直不知道我的隐秘身份，然而延安知道，她曾帮我们做过多少好事。

和往常一样，舞会总是弥漫着强烈的世俗气，女人个个脂颜粉面，矫揉造作，妖里妖气，男人一个比一个慷慨大方，能说会道，像煞绅士。在一曲曲音乐声中，我将舞池里所有脂面粉脸一一窥视，一张放大的苹果脸引起了我注意，因为她几次旋转着看我，目光亲切温暖。我几次想像她向我走来，坐在我对面椅子上和我秘密攀谈。后来，我发现她的目光一下子变得淫荡，虽然就那么一下，那么一瞬间，但已叫我恶心透顶，好像吃苹果一口咬出了一条绵绵蛆虫。上帝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肉体艳遇，而是理想的“艳遇”——请允许我这样牵强地说。是，那可能是个妓女，在军统的舞场上，这样的女人好似饭桌上的苍蝇一样，稍不注意就会停落在你碗沿上。

好，我要尽可能讲得简单明了，舞会中途休场时，我去厕所方便，回来时我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一套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