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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身分，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常到张园来看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思”，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宣统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过复辟。我认为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很应当的。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据说后来徐良为此还声言要和陈、郑等人“以老拳相见”哩。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哀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

憩，忽闻囿鹿，悲鸣宛转，亻免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庞

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

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

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很深。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仍受到不少压力。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了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据说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剩不了好多，而她精神上受的损害更大。她的一个哥哥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她，其中竟有这样的话：

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

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

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物价由账房开支，

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

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调，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中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不详，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年，终身未再结婚。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

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

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在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舆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对我的教育。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人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