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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王公大臣们被我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都急成白的了。

我的出洋问题，有些工公大臣考虑得比我还早，这本来是他们给我请外国师傅的动机之一。我结婚后接到不少造老的奏折、条陈，都提到过这个主张。但到我亲自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同情的，还是根本反对的，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绝望的，还是仍不死心的，都舍不得这个优待条件。尽管优待条件中规定的“四百万岁费”变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是还有“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条。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住这个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的人也还可以保留饭碗和既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永远保留下去。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的只是新的当局会不会加害于我，而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的问题。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可以维持，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国人？如果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想办法，是不是来得及？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上煤山。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当然，我没有向王公大臣们说起这些晦气的故事，我这样和他们辩论：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人家先取消优待的好。”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他们说。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的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赶紧忙着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们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包括他本人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人好奇心理的发展，我一天比一天不满意我的环境，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们的因循守旧。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就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加之我再三坚持要办，这才解决。

我所想要的，即使是王公大臣早得到的东西，他们也要反对，这尤其叫我生气。比如安电话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艺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绍英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的话，“嗻”了一声，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一齐向我劝导：

“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艺，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