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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那天，他吃过午饭，在门廊里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刷地红起来。她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女仆屋里的门开着，想走过去，但他把她拦住了。

“我想跟你告别，”他手里揉着装有一百卢布钞票的信封，说。“这是我……”

她猜到是什么，皱起眉头，摇摇头，把他的手推开。

“不，你拿去，”他喃喃地说，把信封塞在她的怀里。他象被火烫痛似的，皱起眉头，哼哼着，跑回自己房里去。

随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一阵，一想起刚才那一幕，他浑身抽搐，甚至跳起来，大声呻吟，仿佛肉体上感到痛楚似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是这样。申包克同家庭女教师有过这样的事，这是他亲口讲的。格里沙叔叔也有过这类事。父亲也干过这样的事。当时父亲住在乡下，同那个农家女人生了私生子米金卡，那孩子至今还活着。既然大家都这样做，那就是合情合理的。”他这样宽慰自己，可是怎么也宽不了心。他一想起这事，良心就受到谴责。

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行为很卑鄙、恶劣、残酷。一想到这事，他不仅无权责备别人，而且不敢正眼看人，更不要说象原来那样自认为是个高尚、纯洁、慷慨的青年了。但他必须保持原来那种对自己的看法，才能快快活活地满怀信心活下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去想它。他就这样办了。

他开始过新的生活：来到新的环境，遇见新的同事，投入战争。这种生活过得越久，那件事的印象就越淡薄，最后他真的把它完全忘记了。

只有一次，那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希望看到卡秋莎，就拐到姑妈家去，这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妈家到外面去分娩，生了个孩子。两位姑妈听人家说，她完全堕落了。他心里很难受。按分娩时间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但也可能不是他的。两位姑妈都说她堕落了，因为她象她母亲一样生性淫荡。姑妈们这种说法他听了高兴，因为仿佛替他开脱了罪责。起初他还想找寻她和孩子，但后来，由于想到这事内心感到太痛苦太羞耻了，就不再费力气去找寻，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罪孽，不再想到它。

但是现在，这种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良心上背着这样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过了十年。不过，要他真正承认这一点，还为时过早，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十九

聂赫留朵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从法庭走到陪审员议事室的。他坐在窗边，听着周围的谈话，不断地吸烟。

那个快活的商人显然很赞赏商人斯梅里科夫寻欢作乐的方式。

“嘿，老兄，他现得真够痛快，纯粹是西伯利亚人的作风。

他可实在有眼光，看中了这么个小妞儿“

首席陪审员发表一通议论，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同那个犹太籍店员开着玩笑，因为一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聂赫留朵夫对人家的问话，总是只回答一两个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别人不要来打搅他。

民事执行吏步态蹒跚地走来邀请陪审员回法庭，聂赫留朵夫感到心惊胆战，仿佛不是他去审问别人，而是他被带去受审判。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个坏蛋，没有脸正眼看人，但习惯成自然，他还是大模大样地登上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手里玩弄着夹鼻眼镜。

被告们已被带出去，这时又被押送回来。

法庭里新来了几个人，都是证人。聂赫留朵夫发现，玛丝洛娃几次三番盯着那个满身绸缎丝绒、珠光宝气的胖女人瞧个不停。这个女人头戴饰有花结的高帽，胳膊露到肘部，挽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坐在栏杆前第一排。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她是证人，是玛丝洛娃所在那个窑子的掌班。

开始审问证人，问他们的姓名、宗教信仰等等。然后庭长征求法官意见，证人要不要宣誓。接着那个老司祭又勉强挪动两腿走出来，又把绸法衣上的金十字架拉拉正，又那么镇定自若地带领证人和鉴定人宣誓，满心相信他正在干一件重大而有益的事。等到宣誓完毕，证人都被带出去，只剩下妓院掌班基塔耶娃一人。法官问她关于本案知道些什么。基塔耶娃装出一脸媚笑，每说一句话，戴着高帽的头就往下一缩，带着德国口音详详细细、有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