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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大丽水寻到丽人，挈家前往武汉。满以为可以斩断他们的关系，不料却截获了他们之间肉麻兮兮的三封情书。郁达夫愤怒已极，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想要王映霞知难而退。王映霞无所谓，来个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扶老携幼带领全家逃到洞庭湖南岸的湖南汉寿。

秋凉时节，郁达率只身再到福州供职。一个多月后，汉寿面临战火，王映霞仓皇带全家搭火车往长沙东行，又到了浙西江山。郁达夫连备函电催促，叫王映霞把岳母和两个小孩暂留江山，王映霞和长子赶快到福州。到了福州，郁达夫告诉王映霞说：“我已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带你们母子远赴南洋。”

王映霞惊诧道：“那么在浙西的母亲和孩子们呢？”

郁达夫斩钉截铁地答道：“已经拜托友人代为妥善照料了！事急世乱，难得周全！”

郁达夫的想法十分明显，国内已经是漫天烽火，而妻子总是想在浙西山区一带打转，无非是旧情难断。为了逃避战火，更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与老情人之间的联系，因而答应了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从头开始。去寻觅婚姻中的第二个春天。

王映霞毫无选择的余地，无可奈何地跟随郁达夫远渡南洋，这已是一九三八年的岁尾。

王映霞总觉得自己是钻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到了新加坡后天天还想着她的浙西山区，天天也就寻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远走廖内小岛，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一九四零年八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重回他的怀抱，真是痴心妄想，太过天真。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那时李筱英是守活寡的怨妇、郁达夫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也不怕人言可畏。

稍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郁达夫无缘无故地被人诱出杀害，尸骨无存，享年五十岁。后来谣传又起，给郁达夫加上了一条为日本宪兵队任翻译的汉奸罪名。至今郁达夫之死，仍然是个迷，好事者猜测，多半是戴笠的军统趁乱世所为。

王映霞回到重庆，就不记得她在浙西的老母了，住到重庆乡下的白沙江滨疗养。三个月后，由戴笠介绍进入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的科员。按说她已是三十四岁的女人，是“烂渣滓”的尴尬年龄。她却不服老。上班的第一天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