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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强国，美国大学的利弊得失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就中国的发展目标而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这个目标有多困难，这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面对这个任重道远的目标，有人夸下海口，声称2020年应可达到；也有人冷言相讥，斥为比超英赶美还不现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但是绝对可以达到的伟大而实用的目标。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深信任何伟大而实用的目标都不该靠闭门造车，而应在实际问题的考验之下，在吸取他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寻求发展。

目前，中国的大学在师资、体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离世界一流学府有相当大的距离。若想步入一流，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看来，我认为中国必须本着“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革新大学管理系统，改变教学方式，并重研究和教学，推进产学研结合，避免过分产业化，打击由教育获暴利的行为，鼓励有特色的大学良性竞争，并且鼓励创办一流私立大学。如果这些措施果真能够见纳，想来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大学生活琐忆（1）

引言

这篇短文是应《大学生》杂志编辑王肇辉的请求而写的。

最初，我只想写一些有关自己、有关大学生活的趣事，以便在9月份学生开学时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但文章写成后，我发现其中不但谈到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大学往事，也谈到了一些可供当代大学生们思考和借鉴的经验甚至是教训。例如，沉迷于游戏对于学业是如何危险，为什么发现并追逐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大学中的社交活动以及由此建立的友谊为什么如此重要，大学期间为什么容易与朋友建立终身友谊，如何在打工中学习，等等等等。这些经验不但使我自己在走出大学校园后仍能长期从中受益，我想，即便对今天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它们也是非常宝贵的。

破灭的哈佛、法律、数学梦

上大学前，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哈佛人。我有这样一个梦想，一是因为那个笼罩着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1979年的四月，一封拒信打破我的这个梦想。至于原因，我估计是因为我的SAT英语成绩太差了，只有550分（如果当时有新东方，可能就不是这个结局了）。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自身条件有不足，不能保证一定能上哪所大学，所以我一共申请了12所学校，这样，我觉得才能把主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回想当时，我的老师们可能都快恨死我了，因为申请大学的材料中需要老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而对我，他们要一下子写那么多份（当时没有电脑，每封推荐信都需要老师亲手写成）。

最后，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法律系和数学系也很有名。哥大给学生很大的发展空间，允许学生学习的课程范围很广。我在大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difference最大，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

再来说说我的哥###律梦。当时，我主要学的是“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政治科学”的课后，我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来上课，十分苦恼。其中一门课实在太枯燥，我基本上每堂课都在睡觉，惟一的选择只是在教室里睡还是在宿舍里睡。睡到学期过半后，我的平均成绩勉强够得一个C，我赶在限期的前一天把这门课退掉，才避免了因为平均分不到导致助学金被取消的灾难。

我向家人提起学习法律的苦闷时，他们都鼓励我转系。姐姐说：“你不是高中时就把大二的数学读完了，还得了全州数学冠军吗，怎么不转数学系？”但是，这又让我碰到了我的第二个苦恼。进入大学后，学校就安排我加入了一个　“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而当我遇到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