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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不怕招不到工人。他说三只脚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脚的工人到处都是。工人的生存状况与劳动力过剩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保证，如果社会力量不介入的话，他们为了生存会迫不得已，即便是火坑也要往里跳，根本不能保证自己的尊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伤事故最严重的国家。虽然《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各级司法、执法部门加大了劳动监察力度，社会福利、慈善救济、法律援助等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但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还远远没有构成一张强大的、真正能够保障工人利益的保护网。伤残工人的命运不仅悲惨，而且无助。

“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的调查显示，朋友、老乡、同事、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而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理论上应该是工伤者最强大的后盾，事实上，来自它们的关心还显得不足。没有人、没有机构告诉他们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益，将近80％的工伤者根本不了解伤后如何获得相应的赔偿。很多企业对因工致伤致残者弃之如敝履。就算少数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他们又面临着工伤鉴定举证困难、法律援助申请条件繁琐、司法程序漫长等诸多具体问题，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子墨：有工伤者公开要求赔偿的吗？

谢泽宪：有，但据我了解，公开提出赔偿的比率不高，而且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赔偿这条路很少有人走得通。受伤的工人没钱，没自信，没精力，没时间——打官司是要时间的，而且缺乏法律信息，不知道去哪里讨公道，不知道谁能管这个事。他们本身就处在危机中，还得靠自己处理好危机，他们有这个能力吗？真正拿起法律武器是需要很高成本的，他要衡量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是否能支付得起。有的官司虽然非常艰难地打赢了，但是老板不给钱，执法更难。

子墨：工伤这么频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谢泽宪：这涉及整个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工伤的根本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尽管中国的劳动力过剩，但劳动力也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它的宝贵性超过水资源、油资源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人是追求价值、追求意义的群居动物，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独自存活。目前这个群体面临的却是这种状况，这会影响到整个人群的生存。很简单的道理，所有财富都是人创造的。如果我们不爱惜人、不珍惜人，我们还能珍惜什么？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业园区一片繁荣。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医院的手外科同样是一幅忙碌景象。在互联网上搜索断指医院，可以得到近千条介绍，绝大多数都位于珠三角。其实内地医院也有手外科，但大多设在骨科中，单独设科的极为少见。而在珠三角，甚至连小城镇的医院都设有专门的手外科门诊。虽然从医疗技术上说，算不上全国最好的，但从临床技术来看，这里却是全国领先。手外伤的诊治量太大，当然临床经验丰富。

在一家比较擅长治疗手外伤的医院里，病房、走廊、楼梯口……甚至连护士站里都躺满了病人。据说医院平均每天收治10例左右的工伤者，而因为床位有限和医疗费的问题，每一个手指移植或截肢的工伤者平均的住院治疗周期仅为两周。20多岁的小武来自贵州，一周前他的左臂在医院接受了截肢手术。子墨：你受的是什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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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落的手指：珠三角工作报告（4）

小武：电伤。钢筋不小心触电，我被电伤了。

子墨：小臂完全截肢吗？

小武：是电熟了。腿上也有伤，皮肤被电熟了，现在要植皮回来。

子墨：你从事什么工种？

小武：建筑。

子墨：发生这样的事故是自己不小心还是其他原因？

小武：是我不小心。我不知道外面有一条高压电线在那儿。

子墨：做这份工有多长时间了？

小武：两三年。

子墨：之前受过工伤吗？

小武：受过，曾经从楼上摔下来过。工伤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他们怀着希望进入城市，辛苦的付出不仅没能改变命运，反而要拖着伤残的躯体返回农村。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携裹着残弱者的血和泪。工伤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迟早会演变成为外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演变成不可小视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