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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乡下的这种文化，也许看起来永远也无法改变。但是沃妮雪在另一个世界找到支持：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他们撰写措辞激烈的信件，愤怒地要求埃塞俄比亚当局修改法律条款。他们无法抚平沃妮雪的创伤，但是精神上的支持对她和父亲是很重要的——在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在谴责他们家破坏传统之际，这是一针强心剂。美国人也提供了一笔津贴，帮助沃妮雪在亚的斯亚贝巴继续求学。

这些信件撰写者由“现在就平等”（Equality　Now）所动员。这个国际女权组织总部位于纽约，主要关注世界各地妇女的受虐问题。创办人杰西卡·纽沃思（Jessica　Neuwirth）曾经在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工作，在那里她认识到写信能够帮助并解救遭囚禁的政治犯。于是，她在1992年成立了“现在就平等”。虽然通过筹款来维持这样的机构非常艰辛，但是杰西卡得到美国女权主义先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和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等守护天使的支持，使得“现在就平等”运作至今。今天，该组织在纽约、伦敦和内罗毕都有办事处，共15名职员，年度预算为200万美元——在慈善世界里，这只是零头而已。

“现在就平等”代表沃妮雪上诉，但阿贝鲁似乎不可能再度入狱。然而，“现在就平等”的智囊团硬是把埃塞俄比亚推到聚光灯下，迫于国际压力，当局修改了法律条文。现在，就算受害者后来同意嫁给强暴她的男人，那个男人依然犯了强奸罪。

当然，改变的只是法律。在贫穷国家，首都之外的法律形同虚设。我们有时候觉得，西方人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改变不公平的法律上，在改变文化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比如说兴建学校或协助民间草根运动。毕竟就算是在美国，为黑人争取到平等权利的并不是南北战争之后所通过的第十三、十四及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而是近100年后由民间发起的民权运动。法律很重要，没错，不过光是改变法律往往成效有限。“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负责人玛德芮·保罗斯（Mahdere　Paulos）是名活力十足的女性，她也同意这样的看法。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是提出诉讼或游说政府更改法律，但是玛德芮承认，文化上的改变同样重要。

“赋权妇女始于教育，”她说。她看到受过教育的女性骨干越来越多。现在，每年约有1。2万名妇女担任“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的志愿者，这使得该组织在政治及法律上显得更为重要。如今，“现在就平等”与“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种有益的模式：外人能够提供的最佳帮助，就是担任配角支持当地人。“埃塞俄比亚妇女律师协会”可能很快就会迎来另一名志愿者：沃妮雪目前在读高中，成绩优秀，她打算继续到大学攻读法律。“一切顺利的话，我希望专攻绑架案。”她简明扼要地说，“即使我自己得不到正义，我也要为别人伸张正义。”

加诸世界大多数地区女性身上的暴力及虐待，让人很难不注意到比因性冲动而猥亵和因达到某种目的而强奸更邪恶的现象，即：性别主义和厌女价值观。

要不然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古代总是有那么多女巫而不是男巫被烧死？为什么硫酸总是泼在女性脸上，而不是男性？为什么女性被剥光衣服、遭受性羞辱的可能性远高于男性？为什么在许多文化里，大家尊敬年长的男性为族长，而年纪大的女性却被带到村庄外头，死于饥渴或被野兽吃掉？虽然存在这种虐待行为的社会里，男性的确也比美国男性遭受更多的暴力对待，但是女性所遭受的暴虐行为却特别普遍、残暴和致命。

这些心态深植于文化里，唯有通过教育和当地人的领导，才有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外人要担任配角，职责之一是把当地人的这种落伍心态置于聚光灯下，好打破环绕在他们周围的禁忌。2007年，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首次引介《国际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Inter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他们每年都在议会提出，直到立法通过。该法案通过后，国家每年拨出1。75亿美元给对外援助活动，用以防止荣誉谋杀、焚烧新娘、外阴残割、硫酸毁容、集体强暴和家庭暴力。此外，还会在国务卿直属办公室创设“妇女全球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Women's　G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