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页)

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9月7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诬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9月8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作最后的努力。作为晚清重臣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他，很难做出别的选择。他的命运，已很难与这个腐朽不堪的王朝分开。

总之，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9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集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在这短短几个月间，康有为、梁启超的祖坟为他所掘却仍能谅解他，孙中山为反清革命一再策反他，港督卜力想稳定粤、港局面竭力挽留他，慈禧要与列强和谈自保最终不能不完全依靠他。彼此不共戴天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竟都对他抱有某种期望，都如此看重他，而他也能周旋其间、应付裕如，足见其对政治、权谋的把握已是炉火纯青。

▲BOOK。▲虫工▲木桥▲书吧▲

第19节：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1）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无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由知识结构决定，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这一中国历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的再造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在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他将“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为变法的目的。他的《西学书目表后序》则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当知孔子之为教主”，大力宣扬“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同时声明这并非因为自己信孔尊孔而“自袒其教之言也”。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他甚至认为此时创立、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还要重要，坦承“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钻研孔教之志。因此，他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写信，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定期礼拜。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教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他承认，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现在之所以反对，首先是因为“教非人力所能保”。他认为各种宗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竞争发展。

其次，他认为儒学的本质并非宗教，而持保教论者现在处处模仿佛教、基督教，主张“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姑且不论这种主张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也是对孔子的诬蔑，因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