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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起头。此外他的多项“杂学”，均肇始于留日时期。可以说，经过在东京以及此前在南京总共十年的求学工夫，他的学问方向大致已定，只是尚需进一步精进，及有机会公表出来；虽然这多半是自家凭着兴趣阅读，在学校里只掌握求学的工具即几门外语而已。

《新生》尽管准备许久，到底没有办成。“杂志搁浅的原因最大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关则是人力，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当时很看重袁文薮，他们在东京谈得很好，袁就要往英国去，答应以后一定寄稿来，可是一去无消息，有如断线的风筝了。此外连他自己只有三个人，就是十分努力，也难凑得成一册杂志。”97

“我们留学日本，准备来介绍新文学，这第一需要资料，而搜集资料就连带的需要买书的钱，于是便想译书来卖钱的事。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98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间，周作人根据英文翻译了三本小说：《红星佚史》、《劲草》和《匈奴奇士录》99。其中一、三两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和一九〇八年九月出版，署会稽周逴译。前者得稿费二百元，后者得一百二十元。第二种因已别有译本，未获出版。译稿几年后寄给某日报社，没有登出，反被遗失。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上述译作当属筹备中的《新生》的副产品；从他的文学历程来看，却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名，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100英国作家哈葛德（Rider　Haggard）101著书已经林纾等翻译多部，风行一时；与安特路朗合作长篇小说却只此一种。原书出版于一###〇年，融“传奇”与“神话”于一体；或者说，以哈葛德的“笔法”来写安特路朗的“内容”——这两方面，恰恰分别是周作人迄未终止和刚刚萌生的兴趣所在。而他在序言里详细稽考书中事迹出处，又作有许多“关于古希腊埃及神话的人物说明”的注释，似乎说明关注点已经明显偏向于安特路朗了。只是出版时，“我们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芟去了”102，令他耿耿于怀。周氏晚年翻译古希腊作品，注释往往与正文字数相当，其实还是这个路数，不过更其精深罢了。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4）

《〈红星佚史〉序》中所说，很能代表译者当时的文学观念：“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这话用来讲《红星佚史》，此前之《侠女奴》、《玉虫缘》，此后之《匈奴奇士录》等，均无不可。“移人情”其实也能涵盖“弱小民族文学”——它是在此范畴之内有所选择，而不是超出其外。以后周作人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所论虽然繁复，仍然以“移人情”为核心。

《劲草》即俄国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олстой）一八六二年所著长篇小说《Князь　Серебряный》103。周作人说：“这位大托尔斯泰比那《战争与和平》的著者年纪要大十一岁，虽然不及他的后辈那么有名，可是他那小书在本国大受欢迎，我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有趣。”104该稿系周作人据英译本转译，他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