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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在经过二十年苦苦追求都无法进入内求法的前提下，毅然决然地转向了外求法，纯粹向后天智识中的智能方向发展，以求开辟出路。

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却不同，在中国修身方法在早期始终决定着和影响着道学和儒学的发展方向。《中庸》就曾经说：“修道之谓教。三教圣人皆本此道以立其教也”。中国历史上的三种教育方法，都不离道。不脱离修身内求的基本原则。孔子的原生态儒学，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崇于礼，演于艺”的一个完整系统，很完整，且符合道、符合德，没有离开道德根文化这个基础，并没有抛弃根文化的土壤，没有像亚里斯多德那样不承认。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道释儒三家全都抱着道，讲道，功效全都是修身，通过修身利国家，利社会，利人。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真。儒家修养人道，道家修炼真人，都是殊途同归。这是孔子原生态儒学中的现象。修身方法的存在，确保了这些同源性、基础性。修身方法，在原生态儒学中是普遍存在的，孔子多次问道，他的高足颜回也会坐忘。所以，说明修身的方法在原生态的儒学当中并没有丢失。因为修身方法的存在，能够确保人们的智慧能够同步双运，直觉与灵感敏锐，能比较轻松地捕捉自然的客观规律和事物的本质，也就不易使人脱离简捷的思维方式而走向智识的复杂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就在于这个“修之身，其德乃真”。

中国道德根文化中，并非不存在演绎法、归纳法，而是这两种方法全都囊括在周朝完善定型的一部《周易》之中。只是因为道德根文化拥有修身的方法，可以通过主动调动性慧系统作为后盾，因而演绎和归纳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和培根那样独立体系化、规律化和精致化。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有异同的现象，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了智能期，思想家墨子、荀子等等学者们所研究过的名实关系的逻辑问题，还有那个“白马非马论”，大家读过没有啊？摇头晃脑地读几遍，也就有这个意思，它就是一种推理嘛，反驳，演绎、推理、归纳都有，只是没有构成西方那样的独立系统，因为中国的文化毕竟有一个强大的基石没有摧毁，没有遗忘。所以，不要说中国古代没有演绎法、归纳法，特别是这种直觉法，这些实际都有，同样也是推演法。

如果在社会主流文化中进行分析，从内因分析而言，孔子虽然自然地担当起了中国文化全面向智能方向转换的奠基人和先行者的责任，但是他的基础理论，由于缺乏社会应用而再升华的机遇，其理论未能真正及时地全面展开，在应用中发展的机遇并不具备，人道的智能系统并不像性慧系统那样具有无为而为的特征。智能系统，需要在应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他当时走的是一条“怀揣经纶大学问，只售帝室侯王家”之路，结果是“奔走于六国，饥困于陈蔡”，而难以施展抱负。理论应用是方法展开的先导，理论没有应世，方法就更加无法形成。没有理论的应用期，这就使孔子对人类智能的研究无法深入展开，晚年只好关上门，在灯下一个人研究《易经》。孔子并没有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机遇和环境。我们不是讲与古人谋吗？可以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去听听他的感叹。　。　想看书来

人类智识的进化与回归（9）

从外因分析而言，孔子生存的年代，恰逢战火连天、烽烟遍地的战乱时期，平安生存成了首要之选，无法真正安静下来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和发现。所以，孔子虽然弟子三千，有七十二贤人，但是却未真正能在社会中大展拳脚、施展抱负，未能展开儒学理论、产生方法论，进而对社会产生主导性影响。百家争鸣的浪潮，反而冲淡了儒学在当时进入社会主流的可能性。原生态的孔子儒学，在历史上并未能及时进入社会主流的位置，相反是几百年以后，在汉朝才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进入社会主流，但是此时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原旨之要了。

此时的儒学已经并不是孔子原生态的儒学，汉儒们抛弃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的宗旨，功利性和保守性急骤上升，使儒学充满了政治情结，取悦、服务于帝王家，为皇权所御用。而“天下为私”、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体制，保守性极强，严重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萌生与成长，又同时限制着多元文化的展开以及应用的普及。

儒士们常常是在取仕当官不成以后，才开始研究社会和科学。这些儒士生下来就进入儒学学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发财，在取仕当官不成以后，才会研究社会科学。而已经踏入仕途者，则是长期为保官、升官而钻营，他们对于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