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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棋子都在最好的位置上。想问的是，那站在最好位置上的棋子，更多是出于你的本心，还是技术？通过《巫言》，你解决了“线性时间”问题。我很想知道，你对“线性”的克服，除了小说野心，有没有身在台湾的写作自觉或政治自觉？好像《巫言》中，有些政治现象和人物比较醒目地出场了。

朱天文：线性时间，有时间，就有生老病死，时间即死亡。而对时间，我只好那之前不问，那之后不求，之前与之后，就让它像山水画里的留白，写成小说，那是小说的底色——惆怅与悲哀。于底色上，我只专注于当下。当下是细节，是实物，细节构成活着的质地和质感。一点不错，细节哺育细节。在只去不回的线性时间上，我一再被细节吸引而岔开，而逗留，每一次的岔开和逗留都是一个歧路花园（波赫士语），迷恋忘返。所以岔开复岔开，逗留再逗留。所以离题又离题，离题即主题。所以我繁衍出自己的时间，不断地离线，把时间变空间，这不就是巫术吗？对于使用文字（咒语）的书写者，这是技艺，也是本心。身处台湾的当下，政治现象跟人物比较醒目地出场于《巫言》，用文学语言（咒语）说，那是台湾当下里的临水照花。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朱天文、毛尖：关于《巫言》的对话（2）

毛尖：你讲话行路穿衣，让人感觉都特别女生，丁亚民说你“曲折婉转，女心无限”，所有见过或没见过你的人都会同意。不过，《巫言》却流露出很浓的中性倾向，跟你散文中的“我”有很大距离，这和你在写作过程中养成的职业习惯有关吗？还是，通过超越某种顾影自怜，你的历史情怀和文化情怀发生了一些变化？

朱天文：丁亚民此语出自《淡江记》的序，那时候我二十三岁，他二十一岁。我今已年过五十，若还顾影自怜，岂不成了妖怪。

毛尖：你解释“巫言”时说，就是站在左边。左边，指的是非社会化，在同一光谱的右边是社会化，而“巫”就是站在最“左边”的边界，越过了，就会变疯子。我想问的是，如果你的作品集，从左到右排个序，《最好的时光》会在《巫言》右边吗？作家中，张大春肯定在你右边，朱天心唐诺也在你的右边吗？除了舞鹤，台湾作家还有谁在你的左边？大陆作家呢？阿城在你的哪边？

朱天文：是的。《最好的时光》在《巫言》右边。差别在一本是散文，一本是小说。我写散文是有想要沟通的对象，但写小说，不沟通的。小说在写时，只能做一件事，吸口大气潜入意识之海，召唤出恍兮惚兮之中的像与物，赋予造型，给它名字，只能做这件事。写小说是摸索、探知和发现的一趟旅程。作家离不开生活和当代，就这一点而言，我没有结婚跟家人住一起，结了婚的天心唐诺就在我右边，右边一些些。台湾作家除了舞鹤，以我定义的所谓左边，没有人在我左边了。大陆作家所知不多，不敢说。阿城，我以为差不多同在一起吧，或者左边一些些，在我跟舞鹤之间。说笑了。

毛尖：老实说，我最喜欢的还是《最好的时光》和从前的《淡江记》，那真叫心头好。不过，看《巫言》，我的敬意是一直一直在增加。对于小说、未来，你已经炼就的职业小说家的身份还有什么要达成的？在《巫言》全部写完的一刻，你释然了吗？作为一个小说家，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朱天文：说来惭愧，到写完这本长篇，才惊觉自己要拿出“职业”小说家的决心来写小说，这点你也看出来了。换言之，尽管写龄三十六年，心态上完全是“业余”，爱写才写，不写几年也可以不写。职业跟业余的差别，在纪律。职业选手是每天要上场练八小时的。人生苦短，要用纪律来走未来年岁有限的小说路。作为小说书写者，所以我最想要的是身体好，有足够强健的体魄以专注，以凝神。

毛尖：可惜上次你在南京没和你碰着，不过真的见面，我怕自己也会挺紧张。不知为什么，看完《巫言》，我觉得跟你见面会更紧张，不是因为——比如你描述的气氛恐怖的会见哈金——而是感觉，通过《巫言》，你对人世提出了更高要求，我怕在你面前丢脸。或者，这其实是我的一种错觉？你会说，其实，这也是大陆读者对你的巫化想象？

朱天文：我也一样紧张啊。其实读者跟作家最好的相处方式，无非在作品里共处。作者给他所能给的，读者取他所能取的。如果读者的人生阅历够，鉴赏力强，他取得的常常还会比作者能给的更多。在台湾，老读者是与我们（我妹妹朱天心比我更有读者缘）的作品一起长大，一起老的。在大陆，由于这几年才出版我们的书，古物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