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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己上学那会儿，不是斌林叔叔全身心的支持帮助，我哪有今天？

我这样想着，列车已到终点站——太原南站。这时已是上午十点钟了。

之后来到南华门东四条——山西省作家协会。一上楼，正好碰见《山西文学》杂志社副总编鲁顺民先生，他老人家是河曲县人，年龄比我小几岁，成就却在我头顶上，风度翩翩，文采飞扬。我加入省作协那年，在《山西文学》杂志社见过他，那时他担任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想不到这几年，他已晋升为副总编了，可见千里马在任何时候，总会腾空而起，一鸣惊人的。

文人见面，与其它人没有什么两样：握手。寒暄。请坐。递烟。倒茶。之后问我有何事？我说去年冬天写了一篇小说。他说有多长？我说六七万字左右。他说咱这刊物不宜发这么长的小说，我给你引见一下《黄河》杂志主编张发老师，让他看看。

我只有感谢。

我俩正要上楼，突然碰见山西文学院院长张锐锋老师。他老人家是原平市人，前几年与建宏老弟见过他老人家，还与他老人家喝过一次酒。这次见面，自然一阵惊喜，惊喜之后又是一阵寒暄，寒暄之后依然是互相留下电话号码。对所有敬佩的人，我是不以年龄分段的，我习惯通称为“他老人家”，或“她老人家”，以示敬畏。在此称谓张锐锋老师，似乎还有请教与求教的意思在内。

然后见到《黄河》杂志社主编：张发老师。

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

一出省作协大门，正好看见十九路电车过来，此车去火车站也去服装城。又想，下午四五点才回家。这么一段时间该去哪里啊？最后停留在同族祖父张成龙闺女身上，她叫张心爱，比我小一岁，却是我的长辈，习惯称呼她：爱姑姑。她老人家在太原找了个对象，婆家也姓张，老家苏村，离我们村不太远，也可以说是老乡。她有一位姑娘，今年（指二零零五年）二十一岁，名叫张磊，原先在忻州三中上学，今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她与她妈在我家住了三天，主要是让我参谋。

她们在我家住时，曾说起她家就在服装城附近。何不去她家看一看呢？于是在公共汽车上给她家打电话，可好，一打就通，接电话的人是张磊，她让我在朝阳街站牌下车。之后跟她回家。之后三叔从村里也来了。之后，利琴抱着她的孩子也来了。原来张磊明天要去重庆上学，所以来了好多亲人为她送行。

下车回到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内弟媳妇三妹也在，她是为文贵上学事情来的。十岁的孩子在外面上学，肯定是不习惯，何况他又属于那种内向的不肯多说一句话的人，老师不喜欢，同学们也不跟他玩。因此，他执意要回村里上学，也就引出一个退借读费的问题。话说至此，这个忙，我还得帮。

这就是我的一天。

然后躺在床上，继续做明天的梦。

“做个男人，难啊！”

“做个男人，难啊！”

传统的意识给人们留下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男人便是香火。没有男人就意味着绝后，也就是不孝了。古人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法，可见其罪恶深重。

父母深感肩上的重担，从成婚那天起就准备着为之献身。母亲怀上我的时候，父亲是跑了不少路的，那时不许拜佛求神，只有晚上独自一人，前往十里外的娘娘庙抽签……祖父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整天抱着一本发黄的《万年历》数着指头……祖母瞧着母亲的背影，心里跟自己赌着什么……婶母做起游戏来，两只碗里扣着一朵花儿与一块银元让母亲来猜……

父亲从庙上回来，手里的马灯不知失落何处了，直奔东屋对母亲说：“抽中签了，男的！”祖父算来算去，也算出来了：“男的。”祖母在母亲身后瞧来瞧去，凭多年的经验与直觉，总以为突出的那个大瘤子里是个公子。母亲翻起桌上的碗，里面又总是扣着银元……

这下人们放心了。母亲也异常高兴：“该生个男的，要不怎么这么重呢？”

分娩那天，人人紧张得似等待法官大人的判决，一个个怀里揣着一只兔子。祖母忙里忙外找什么神土，刚一出门与婶母撞了一个满怀，手里的一盆水洒在俩人身上，祖母嘀咕道：“这个败家子！”这时，猛地从屋里传出“哇”的哭声，婶母跑了出来：“生啦！生啦！”祖父与父亲正爬在窗台下凝神静气地听着，忙问：“男的？”“不。女的。”一个个满以为提着一篮果子，接开盖儿，竟想不到成了梨儿。跟着，祖母也回到西屋：“唉！怎么会是女的呢？我还得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