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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课文是这样的：

爷爷七岁去逃荒，

爸爸七岁去要饭。

今年我也七岁了，

高高兴兴把学上。

这篇课文对我印象特深。这并不是说，祖父七岁时候逃过荒，父亲七岁时候要过饭，而是这篇课文的形式，在无形当中，为我今后步入文学之路，埋下了很幼稚的一颗种子。

在我记忆中，还有几位小学老师教过我，并对我有着至亲至爱的疼爱：一位名叫吴果花（在《我的老师》里面，有专门讲述她老人家的文字）。一位是本村人氏，女性，名叫邢忠贞，讲得一口太原普通话儿。记得她老人家教我们乘除法时，她让我上讲台算题，当时我没听懂，就上去胡写一阵，她老人家没有责备我，是我意料之外的。后来听说她老人家得了什么急病，人在中年就走了。

还有一位，也是本村人氏，男性，他老人家名叫邢俏生，村里人都叫他小名：黑子（取其音）。我习惯称其为：邢老师。古人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我虽无法效仿古圣贤辈，但尊敬之心还是有的。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来到白石学校，读初中。一开始选班干部，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也因为我在全公社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在白石上学的有好几个村子的学生，有白石村的赵文祥，邢素珍，赵银明等，有我村的邢金稳，邢林虎，邢成枝，张梅兰，邢亮福和我，有牧庄村的，有上河北村的，有南沟村的，有于条沟村的，一个班的学生有四五十人，本村的自然是选我，牧庄村的学生也是选我，原因我是牧庄村的外甥儿（我外祖母在此村居住），况且小村来了大村上学，他们一般不愿意选当地人来担任班干部，所以他们都选我出任班长。事后是班主任出面和我商量，唯一的理由是嫌我不会喊队，最后让白石村赵文祥担了班长，我是学习委员，还兼任劳动纪律委员。

在白石村读书第一年，因为我还是少先队员，学校选我担任少先队总队长，每星期活动一次，第一个任务就是守在学校大门口，检查哪位学生没戴红领巾。还要检查班级环境卫生状况，还要定期出黑板报，写粉笔字。现在想起那时的神气劲儿，可说是风光无限。

二年初中学校生活，对我影响并不太大。有几位老师，在我印象当中，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一位叫邓松涛（在《我的老师》里面，有专门讲述邓老师的文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至深，她是一位女教师，名叫李彩清，老家在忻州城里，能歌善舞，人年青漂亮。记得她住得是学校一间西屋，因为我是班里学习委员，到老师办公室的机会，自然就比其它同学要多，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孩子，虽说长得清秀，但不成熟的最大表现，就是喜欢戴高帽，听顺话，不喜欢受批评。后来，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李老师第一个点的人就是我，我嘴笨，说话又困难，别人是演戏，我只好和本村同学邢亮福说一段对口快板书，他一句，我一句，在课后排练了好几天，结果是没有正式演出。

记得还有一次，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议内容我忘记了，会场就在学校大院，我的任务是坐在会场前面一张桌子那儿，做会议记录，也算是秘书的职责。

就在这里，我们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学了一年农村会计基础理论。同时，学会打乒乓球。　。　想看书来

读书：我的中学

因为我的家庭成份不好，村里不让我上高中，那时是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上高中。我在村里一边劳动，父母给我请了一位村里的高中毕业生，每天下午教我二小时高中数学，这样教了几天，父母觉得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一个长远的办法，有没有效果是另外一回事情，关键是人家教了咱以后，今后该如何酬谢人家？父母和村干部同族兄长张润田说了一声，人家答应让我到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半工半读，人家早就开学了，我才踏进校门。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六年春季。

在这儿，我第一次尝到了远离父母的滋味。

二年半的读书生活，对我来说，可谓全面发展：一是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二是身体得到了锻炼。

据《忻县志&amp；#8226；大事记》中记载：“（一九七五年）秋，‘教育学大寨’之风开始在忻县盛行。推行所谓‘开门办学’、‘校队一体’的大寨经验，致全县高中猛增到六十七所，七年制学校（含初中）增为一百七十所。”照此推算，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应该就是这个时期的“新生事物”。说它是一所学校，也只说对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