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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顼也正是这个心理，听叶祖洽说完，不禁哈哈大笑：“叶状元所说不错，就依陈绎所议吧。”

定好白水潭之案，赵顼心情甚是畅快，便对冯京等人说道：“给你们看看这一份言事书。”便有太监把一份奏折递给冯京。

冯京打开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臣御史某顿首言：

……

《兑命》曰“念始终，典于学”。《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故国有太学，郡有庠序，以备教育，诸公卿大夫百执事无不选之其门。可见学之大盛，系俊才选优，官僚择贤之根本也。官学而外，尚有私学之立，少则家熟，长则门院，亦备补适士官之途也，然私学之束，少于监导，致常有以洁掩垢，以悫覆奸者，而寻私解愤，枉议国纲，更不类枚举。臣闻京师郊外有私学白水潭书院，乃本朝之提举虞部胄案事石越所创。原官绅立学，本广开学风，阐弘治道，使天下人皆慕学向善，化民成俗矣。然越者，挟其官家之身，隐经去理，偏司淫巧，尽毁圣人师道也。夫古者师道，义理为重，经术次之，皆儒学根本，若熟习蹈器，经世为用，国之幸哉。嗟夫淫巧之技，何利于民生，何利于社稷！又越于书院内设一堂，谓之辩所，臣尝听之，大骇！原以为论之孔孟，研之诗书，然实诟陷国策，谗毁宰冢，则治策之诏未行必先非其是，权司之职待议然尽谤其身，于之新法，持之尤力。陛下锐毅进取，行富国之政，然于院中儒生目尔，竟是掠民之举，甚者，迳走于外，导他生员之盲从，蜚流市井，目新法为洪兽，致圣上威信荡然，臣深患之。此之一概，皆越知之而不止，罪也。此，臣固请陛下力加废禁，诸私学有为效者，或废或改，皆应严厉，而官宦大夫有庇护者，申饬再三而不改，亦当罪之。

……”

御史的名字被朱笔涂掉，显然是皇帝故意保护御史的所为。冯京越读越心惊，读完之后，小心递给文彦博，文彦博却一边读一边点头，显然是颇以为然。传到叶祖洽时，叶祖洽脸色沉重，默默不敢出声。

三个人心里都雪亮，这一篇奏章，哪里是什么“言事书”，根本就是弹劾石越创立私学，不讲孔孟之道而讲奇技淫巧之说，又设辩论堂诽议朝政，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良久，冯京才说道：“陛下，臣以为这份奏折所议有失偏颇，石越是治《论语》的名家，若以白水潭学院而论，程颢、程颐、孙觉、甚至叶状元，哪一个不讲经典习诵圣人之术的？至于辩论堂议论新法之事，此臣所不知。若确有其事，当召石越训诫，令其纠正。”

文彦博却道：“虽是有失偏颇，然臣以为说得却是正理。格物院根本可以废除，学生不治经义，成何体统。若礼义廉耻，全然不知，此等人于国何用？”

叶沮洽在心里把这奏章咀嚼了半天，突然想明白过来，不禁微笑道：“臣以为写这份奏章的人不过是个迂腐君子。”

赵顼问道：“状元公何出此言？”

“石越七书行世，本就有格物之说，士大夫皆不以为怪也。盖上古之时，此等事皆可立于王官之学，并非贱役也，便是孔子，亦倡六艺之说，王丞相亦尝著文说学者贵全经，即是以为学者当无所不知，无所不学。臣在白水潭执教，尝闻石越言，儒学者，内则修身养性，外则经邦治国；格物者，达者格物致知，可通**，次之者亦可有利于民生，经世济用，非无用之学也。儒学可为之体，格物可为之用，有识之士，二者不可以或缺。此等见识，实有与王丞相不谋而合者。诵读经书，不知世务，只可谓之学究，这种人于国家朝廷何用？古之学者，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虽极微极远之事，亦莫不求知，今之小儒，气象不及于此也。”

叶祖洽这番话用王安石的主争做辩论，强调石越和王安石许多见识上的共同点，虽然说得赵顼点头称是，却未免百密一疏，不自觉的把文彦博给得罪了。这不是当着面骂文彦博是“小儒”吗？猛然醒悟过来的叶祖洽，在心里狠狠地批了自己一个嘴巴。他这辈子，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无缘无故得罪哪个朝廷重臣。今天却一不小心开罪了个文彦博，实在让人懊恼。

但这时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继续说道：“至于辩论堂之设，臣以为并无不妥，石越曾言‘真理越辩越明’，在历史上，汉代就有盐铁会议，贤良方正与丞相御史大夫辩论朝政得失；又有石渠阁会议，聚集天下俊杰辩论经义，以明得失，这都是后世所赞许的事情。学校者，本是为国家储存人材的地方，学生关心天下大事，以天下以己任，这样的学生才能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