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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熙宁初年王安石第一次拜相时的那种反对浪潮。
这着实让石越与司马光都长出了一口气。
紧接着,几天后资善堂直讲桑充国以亲嫌辞官,皇帝下诏“慰留”不成,于是赐金“以全其志”,同时在诏书中肯定了桑充国的才学德行,堪为师表。程颐由此成为惟一的资善堂直讲。
这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桑充国体面的辞职,朝野间对桑充国的不满与批评,还没来得及大爆发,便即随之消弥,皇帝不仅将他的继承者交到了一个他相对更信任的老师手中,也避免了矛盾激化后波及到赵佣的危险——任何对太子老师的批评,迟早都会延及到太子本人身上——这让皇帝和石越都大大松了一口气;而程颐的支持者们,则可以看到未来的皇帝能够受到他们所希望的教育,这个小小的胜利,也可以让他们暂时心满意足。
不过,显然没有人考虑过赵佣与赵俟的喜好;也没有人关心桑充国的学生们心里暗藏的不满……
总之,即使是汴京的市井小民,在熙宁十七年的十月,也都是充满希望的,尽管在这乐观之中,也同样夹杂着许多的抱怨。开封府的百姓手中拥有的交钞,平均可能是其他di区百姓的十倍,甚至是数十倍,可他们每天都只能眼睁睁di看着自己拥有的交钞被商家以各种名目拒收,或者变相di贬值。他们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人们开始想方设法di将自己拥有的交钞变成铜钱,但越是这样,人们便越会发现,市面上铜钱极度的短缺,于是铜钱对交钞的比价就越来越高。在民间,到处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些谣言,大多暗示相同的事情,朝廷征税可能不再接受交钞,甚至可能会正式废除交钞。
很多人都相信,交钞是下台的吕相公发明的,如今吕相公既然下台了,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做了赵官家的宰相,那么吕相公的“发明”被废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汴京的市民从心里是赞成司马相公与石学士的。中下士绅阶层的意见,往往便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意见,哪个宰相要是恰恰得到了这个阶层的广泛称赞,在这些人的舆论影响下,普通民众便也会认为那个宰相是好的。而司马相公与石学士,不仅仅得到了这种间接的舆论影响的称赞,这两个人本身,也直接得到了普通市民的认可。每个汴京市民,都会敬服于司马光高尚的品格;同样,每个汴京市民,都要佩服石越出将入相的才干。
倘若去问汴京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都会说,赵官家早就该让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当宰相了。他们相信司马光与石越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而相对来说,王安石得到的支持,却比较局限于有见识的读书人,或者是那些一心想要激进改革的官员之中。
但是,尽管大多数百姓们信任司马光与石越,他们的乐观之中,却依然有着忐忑。而且这种心态,甚至弥漫于汴京的每一个阶层。交钞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不能不关心它的存废。在汴京,人们已经开始将交钞当成一种烫手的山芋,想方设法要把它变成铜钱或者别的实物,而商家却不肯接纳,钱庄前面每天都排着长队兑换,以至于许多钱庄为了降低风险,开始限制兑换的额度,并且以比正常情况快得多的频率,向交钞局申请兑换铜钱。
国库也越来越窘迫了。
更糟糕的是,在开封府界出现的假交钞,让交钞的信任度雪上加霜。
也许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的投机者,才认为这是天堂。
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上,当朝廷发行一种新货币失败后,便草率di全面废除,将负担转嫁给百姓的事情,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但这一次,如果宋廷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显然将会是最恶劣的一次。因为历史上的那些新货币,即使被废除,货币本身可能还能折点钱,但这次,被废除的交钞,拿回家糊墙都嫌太硬。
恐慌在静悄悄di蔓延,并且从民间开始烧到了庙堂。
国库的铜钱储备越来越少,让很多官员开始沉不住气。有一部分官员与汴京的普通百姓一样,认为交钞是吕惠卿的“发明”,与熙宁归化一样,都值得重新检讨。并且,这在政治上是打落水狗,毫无风险。他们将交钞与熙宁归化放在一起进行攻击,以一种事后诸葛的优越感,历数它造成的危害,大声呼吁朝廷予以废除。
事实也证明,这种攻击,绝非是没有市场的。在大宋朝廷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士出身的官员缺少专业知识,又不习惯于对现实的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他们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迷惑,甚至于就是听信传闻,便自以为是站在为百姓利益着想、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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