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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们也不怎么愿意亲近的人物，在朝廷没什么过于亲密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同样厌恶自己的子侄通过父荫得官，倒是刘家的子侄辈与章惇家的子侄辈关系极好。所以，与其认为他是“旧党”，倒不如说他是所谓“孤臣”更为恰当。

不过，这对于旧党，却也算是迟来的胜利。而对石越来说，他染指御史台的机会并不大，这个时候更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纠缠于权力分配的斗争。在石越看来，他面前有无数的麻烦，西南夷是个麻烦，伏虞县是个麻烦，益州是个麻烦、交钞是个麻烦，什么陈世儒案、永顺钱庄案、御史中丞、户部尚书……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麻烦。有些麻烦牵一发而全身，互相纠缠在一起，那是**烦；而有些麻烦只要谨慎一点，可以单独解决，那就是小麻烦。相比如何解决益州的问题，如何维持交钞的信用、稳定钱钞比，如何抑制物价上涨，汴京的权力分配，远远没那么麻烦。因为汴京的政局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益州局势与交钞问题，却让石越时时担心它们会持续恶化，完全不知道它们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麻烦出来……

然而担心归担心，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但石越暂时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立收奇效。

想从几千里之外的汴京，遥控指挥益州的军事行动，那只会收到灾难性的后果。皇帝曾经很想采纳枢府的意见，一面命令高遵惠、陈元凤抽调厢军、乡兵、弓箭手在伏虞县以及蓬州四周州县布防，并设法稳住陈三娘子一伙；一面要求王厚、慕容谦暂时对西南夷不要轻举妄动，禁军兵力要由入蜀的冯京节制，先行平定伏虞县暴乱。

但却被石越极力阻止。

石越并没有给赵顼一个完美无暇的计划，他只是力劝皇帝给高遵惠、陈元凤与王厚、慕容谦分别下达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令：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前，许其便宜行事；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后，益州一切军政事务，皆归冯京节制。

没有传说中的锦囊妙计，也没有料敌千里之外的神奇，更没有完备细致的应对方案，这样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安心，甚至连司马光与韩维虽然在表面上赞赏，心里也不是没有怀疑与担心的。大家总觉得要自己亲自做点什么才能安心。

不仅如此，石越还阻止了枢府向益州路大举增兵迅速平叛的计划。不过这件事却得到了司马光真心实意的支持，增兵意味着增加益州的补给压力，司马光已经想尽办法想向益州运送物资，但进蜀远比出蜀要艰难，而且远水也难解近渴。

但石越虽然认为盲目增兵，弊大于利；暗地里，他却每天都要祁祷陈三娘子不要变成流寇，占山为王也好，据城自守也好，这样的叛乱好对付，但倘若变成流寇就麻烦大了，不仅各地的干柴很容易被点燃起来，而且对付流寇，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省力的办法。到时候，宋廷就只能被迫增兵了。石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信心。

所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石越等于什么都没有做。而每天例外的两府聚议，也如没白开水一样没有意思。

不过石越也没有心思顾及别人的审美，例行聚议之后，石越给苏轼写了封书信，讲了皇帝对辽国的担忧，吩咐堂吏寄了，便离开了政事堂。皇帝这个时候应当正在单独召见王安石，汴京有成百上千的官员，正在翘首期待着结果，但石越自从昨天见过王安石之后，便已经不再担心这件事了。

他必须先去劳神解决另一个麻烦，桑充国的麻烦。

*

当宰相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在政事堂外面就骑上马离开皇宫；而当宰相的坏处之一，就是在政事堂外上马的同时，也必须带着标准的仪仗队。

与很多宋朝的士大夫一样，石越讨厌浩浩荡荡的出行——那是李林甫留下来的坏习惯，不过，如果身边带着的是货真价实的军队，那就另当别论。出了内城后，石越便撤了仪仗，只带了侍剑和几个随从，轻骑往白水潭而去。他昨晚辞了范纯仁后，特意去了一趟潘楼街的桑府，早已问得清楚，这几天桑充国既不在潘楼街桑宅，也不在咸宜坊的新宅子里，而是住在白水潭附近的一座新买的园子中。

石越一行到了白水潭后，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寻着桑充国的园子。从外面看，这园子算是其貌不扬，一条在雪后格外泥泞的小路通往园子的大门，斑剥的粉墙外种着几株瘦瘦歪歪的柳树，只有两扇朱门显得新一点。石越远远看见，已是十分好奇，在墙外下了马，将马顺手交给随从，也不通报敲门，径直推开门闯了进去。

进到园中，石越便呆住了。这园中除了几间草房外，竟然全是一小块一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