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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皇上联为一体，帮助皇上监督官员；而皇上则可以得天下民心，而无须加俸，无须置官，无须变法，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这便是贯穿整个《新宋》的主题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于此，而局限性也在于此。他的改革，必须要得到神宗的支持。而且，我们真的很庆幸，他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好的时代，不但有赵顼，还有有王安石，有司马光，还有苏轼。在那个随便因为一句话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这些人应该算是难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够推动起来。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呢？石越可以改变一切，但改变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没有去尝试改变这个。甚至，他似乎是迷恋着明君，担心着失宠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读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的迹象，石越根本不想来一场“熙宁革命”。因此，在整部书中，虽然有一些民间人物出场，但是，历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数几位权臣的历史。这是《新宋》主题与实际之间的巨大悖论。那么，这是否反映了21世纪的知识精英的某种矛盾而迷离的心态呢？但我们却不能称之为虚伪或者软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显得表面化，比如，它给人一种简单移植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习惯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详的21世纪政治词汇。我们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倡导着“亲民”与“求是”　，他提出了“国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后国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谓“民先富而后国自富”，或者说“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还劝神宗“切切以人为本”。皇帝当时甚至没有听懂，还反问了一句：“以人为本”？或许，读者期望中的石越，应该更复杂一些吧，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么，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会阅历，大概还是有关系的吧。说到底，这是一部书斋小说，与一些现实类的政治小说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这里削弱了。若要说《新宋》的缺失，则是正在此中。它消减了历史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剧性，缺乏一个古老民族的苍凉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来

由于有了石越，宋朝将会怎样发展？靖康之耻可以避免吗？中国以后会怎样？还会有蒙古帝国吗？西方世界又会怎样进化？中国会领导一种始于11世纪的崭新全球化进程吗？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时产生着这样的期待。

我读此书的时候，在看到作者写道，辽国上下翻译并学习石越的《三代之治》等书，我于是设想辽国会否由此强于宋朝？最终，是辽国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但这可能是刘慈欣这样的人才会去写的吧。

对于未来，其实石越本人也很无奈。他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比如，他并不知道蝴蝶效应的影响下，熙宁七年的旱灾，会不会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数，若是不来，在掀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许还在于，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着。如作者说，“不要过分地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在作者看来，白水潭书院的历史任务，也仅仅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这样了。

我设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时期呢？如果石越不得不与秦桧的共事呢？或者，是在史弥远的手下呢？则处理起来的难度或许更大一些吧？或者我们这样设想，石越不是从21世纪初出发，而是从20世纪20年代出发呢？甚至，是从20世纪60年代出发呢？如果换了另一个人，而不是石越，这个人更有野心，他干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这样的君子，在现实中其实不是很少的吗？或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TF神宗的现代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那个一人说了算的时代。但作者都没有这么选择，他只是站在他个人的窗口前，去看待那段历史。

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确定性上面。很多人自称看透了现实，看破了红尘，但小说这种文字，却还能为这个似乎不再有悬念的世界，提供一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