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第2/4 页)

时竟敢保有多余之物的恶贯满盈者以前，在人间的从属关系迫使所有的人都变得狡诈、嫉妒和阴险以前，……人们究竟有什么必要为非作歹呢？……”转引自《伊利亚旅行记》第二、三卷第270—271页。这理性的呼声不就是义愤之情吗？说到这里，也许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理既然是情，那么，人们常说的情和理的矛盾又怎样解释呢？我认为，所谓情理矛盾，根本上是情和情的矛盾。是这种情和那种情的矛盾，是高级之情和低级之情的矛盾。斯宾诺莎认为：“一种情感只能由另一种更强烈的情感制服。”《西方名著提要》第156页。克劳塞维茨分析刚强的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是有启发的：

显然，所谓刚强不是指感情强烈，即不是指感情激昂，因为这样说就违反语言习惯。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仅仅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吗？我们表示怀疑。当然，有些人具有突出的智力但不能自制，这个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智力，不是全面的智力，而可能是更为坚强的智力。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是一种感情力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使刚强的人在热情奔放时仍能保持镇静而又不损伤热情，通过这种镇静，智力的支配作用就得到了保证。这种感情无非是人的自尊心，是最高尚的自豪感，是内心深处的要求，要求随时随地像一个有判断力和智力的人那样行动。因此。我们说，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战争论》第一卷第76页。

。。

6　仁与智

仁与智的关系问题西方是情理二分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情理合一的，主张情中有理，理中有情，认为情感本身就是理性的。如古人说的良知，既是“是非心”，又是“好恶之心”，即为明证。又如孟子的“浩然之气”，既是智的，又是情的。曹聚仁称：“这股浩然之气，在理智中找不到，在感情中才有，将感情问题与认知问题搅和在一起，是孔夫子的一大发明”。《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孔子常说：“未知，焉得仁。”他是把仁智并举的，熊十力发挥说：“仁之为德。明睿之智，恻隐之情，兼备者也。”“仁是明睿之智与恻隐之情都发展到极高而浑然为一故名为仁。大易以乾为仁，而言大明，此有明证。”（既曰乾为仁，又以大明赞乾之德，是仁中具有智也。）《*篇》龙门联合书局1959年版第36、38页。与孔子同时而生在西方的苏格拉底及柏拉图，以“仁”即是“智”为他们的根本学说。在他们看来，仁智本是一物，“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自诚明”即是仁；“自明诚”即是智。斯宾诺莎说：“能知我们的精神与宇宙相通，能知我们的个体，只是一个大体之一部分，能知我们有尽，而此大体无尽，这一个‘知’即是最大的‘仁’。”叔本华也说：“个体之于其类，就像树之一叶。”布鲁诺说：“以宇宙为一体的‘知’即等于上天好生之‘仁’。”从这些说法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大智即大仁，大爱即大理。与我们上述的观点是一致的。

黑格尔从人的精神生活的发展过程对上述问题作了说明。他说人的精神生活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存在”，人“作为自然的人”，其性本恶，与禽兽无异。第二阶段是“超出自然存在”，“达到人与自然分离”，在这个阶段里，人有了精神性，与自然区别开来，由“自然存在”成为“自我意识的存在”。但在这个阶段中，人只顾追求一己的私欲或殊相而离开了“共体”，成为个体的人，这就使人陷入了罪恶，因此，人不能停滞在这个“有限的”、“分裂的阶段”，而应该进展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超出小我的个别性而达到与普遍性的统一，也就是达到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使天人结合为一的就是“爱”。所以费尔巴哈说：“爱既是尘世之物，也是天国之物”，爱把“尘世”和“天国”结合为一。也就是“爱把有限的事物提升为无限的事物”。《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第三卷第4页。这提高的过程即爱的扩大的过程，也就是推己及人的过程。这个“推”字最要紧，有无理性全在能否推己及人。朱熹作比喻说：“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圣人便是大海水。”转引自《中国人性论史》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第98页。这是说仁没有界限，只有在无限地推展中才能深切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