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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这一点。因此，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他们的公开言论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甚至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生命的态度，与我们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我没有参预当前各项计划的研究与制定。但我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准备，以应付红色中国动用其威胁力极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只是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才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也许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错误至少我们的部分公民似乎还要执意坚持下去。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些人认为，以空军来切断已投入战斗的敌军所有增援和补给，就可以创造截断敌人的奇迹。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这个事实本应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在朝鲜参加过地面战斗的人都不会轻视我空军在那里创造的业绩。空军不仅使我们免于灾难，而且，如果没有这支力量的支援，联合国军是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在越南，空中力量与地面作战的成败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空中力量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甚至就连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至今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些局限性从未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当时，德国人不顾盟军掌握着无可争议的空中优势，照样利用少数几个山口向自己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约二十六个师提供补给达两年之久，从而使这些师得以维持下去。在朝鲜，我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半岛的制空权，但是，就连麦克阿瑟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依靠空中轰炸来孤立战场或切断对方的增援和补给。在越南，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个教训：轰炸之后，在短短几天之内，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就可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渗透路线也未被切断。可是，我们至今仍然还可以听到要求进行饱和轰炸的论调。这种论调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饱和轰炸可以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的联系。

我还怀疑，我们是否从朝鲜战争中汲取了更深一层的教训，即除非协议中带有能够在今后付诸实施的制裁条文，否则，与共产党签订的各种协议都毫无价值。在朝鲜进行的两年的艰苦谈判告诉我们：只有在履行协议明显对共产党有利时，或者他们遭受报复的威胁十分明显、不可忽视时，他们才会履行协议。在东南亚，不论最终能与共产党人达成何种协议，要将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条文加进去肯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们仍须做好必要时推迟最终协定的签订、直到将这类条文写进协定的准备。

我们在朝鲜得以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坚持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全面胜利”、“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行动”。可是，从当前四处可以听到的并且充斥各类公开刊物的许多口号来看，我不禁怀疑我们的公民是否都已经懂得了有限战争的概念。一场有限战争并非只是一场尚未全面开展的小规模战争。它是一种根据我国的利益和现时的实力对各种目标作出具体规定的战争。“无限”的战争，亦即除“胜利”之外没有明确规定地理、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战争，可能会无限制地升级，就象那些取得一个胜利之后还需要赢得另一个胜利来保障前一个胜利的战争一样。坚决要求全力以赴地打赢战争听起来可能很有大丈夫气概，“捍卫自由”的号召也可能象救世主的福音一样会使我们的热血沸腾。可是，在今天这种时代，一场全面战争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它很可能意昧着数千年文明的毁灭，连一个能庆祝胜利的人都不能幸存下来。

我们在确定军事目标时，首先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最基本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并不适宜用纯军事的办法来解决的。我们与那些嘲弄人的尊严、否认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寻求解决办法。这个世界不可能平静、安定下来，因为占世界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过着相当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仅仅只知道贫困、肮脏和幻想。

因此，我们确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必须考虑到这些基本的现实，而且必须明确地阐述这些目标，以免使这些目标成为隐藏我们自私和唯利是图的目的的十足战争叫嚣。譬如，我很怀疑某些政府官员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进行越南战争的目标还是表里如一的，即使存在着外交上很少有诚实可言或者难得赤诚相见这样明显的现象。约翰逊总统所阐述的目标，亦即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