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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当一个选择的后果不仅关涉到自己，而且关涉到他人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人的命运时，悔恨中必定还包含着内疚，并且被这内疚强化。内疚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于选择及其后果的伦理责任而感到的痛苦。如果只是自食其果，与他人无干，就只会悔恨，不会内疚。

我的情形正是这样：因内疚而更悔恨，因悔恨而更悲伤。一个错误的选择使我失去了妞妞，妞妞失去了生命。承受最悲惨后果的正是妞妞。我活着，妞妞却死了。我对妞妞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不断自问：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果断地下决心给妞妞动手术呢？我竭力回想她的病确诊那一瞬间我的真实想法。当时，眼科主任签署了医嘱：“左眼摘除，右眼试行放疗和冷冻。”然后让我去向有关部门询问，一个月的婴儿能否承受住手术所必需的全身麻醉，以及能否承受住放疗。我立刻到手术室找麻醉师，答复是肯定的。可是，我到此止步了，没有接着向北京医院询问放疗事宜。医嘱的执行被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

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是我并不当真想给妞妞做放疗和手术。事实正是这样！当我从麻醉师那里返回时，我并未受到鼓舞，毋宁说我本来暗暗希望答复是否定的，使我得以免去选择的烦恼。扪心自问，在确诊那一瞬间，我的潜意识中已经作了放弃的决定。

我说潜意识，倒不是为自己开脱。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我作了这样的决定。直到后来，当我不顾一切地痴恋这个小生命时，我才反省到一开始我对她的爱还远未到不顾一切的地步。我是有所顾忌的。我不肯接受我有一个残疾女儿的事实。小生命毕竟出世不久，放弃她似乎并非不可思议。在我内心深处回响着的是一个我自己没有勇气说出口甚至没有勇气谛听的声音：全或无！或者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或者一无所有！

全或无——一个多么简明的公式，又是一个多么幼稚的公式！在这个非此即彼的公式中，生命固有的缺陷、苦难、辛酸被一笔勾销了。一个自命对人生有相当觉悟的人怎会有这等幼稚的信仰呢？“全”只是理想，现实总是不“全”的，有缺陷的。凡不能接受这缺陷的，自己该归于“无”，为什么我仍在世上苟活？

所以，全或无表面上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公式，其实是一个多么自私的公式。在这个貌似英雄气概的公式中，我始终是出发点和中心，而一个有缺陷的小生命的生存权利却被彻底剥夺了。它的直截了当的表达是：既然我得不到“全”，那么就让她“无”！更有甚者：让她“无”，以成“全”我！结果，我活着，妞妞却死了。

那时我确实不懂得，一个残疾的生命仍然可以有如许美丽，如许丰盈。只是后来，妞妞已经成了一个小盲人，却以她的失明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我以往的浅薄和自负，也看到了一个纵然有缺陷但依然美好生动的残疾人世界。妞妞本来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中出色的一员，是我把她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外，挡在了一切世界的门外……

悔恨是一种事后的聪明。在悔恨者眼里，往事是一目了然的。他已经忘记了当初选择时错综复杂的困境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恶果。此时此刻，已实现的这种选择的恶果使他成了那种未实现的选择的狂信者。他相信，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他将不会有丝毫犹豫。

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给妞妞动手术。这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不给她动手术的后果。但是，我没有也不可能亲身经历给她动手术的后果了。选择的困难在于，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依靠自身的经验来对不同的选择作比较。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比较都是在想象中进行的。一旦作出一个选择，即意味着排除了其余一切可能的选择，从而也排除了经验它们的可能性。在作出选择之后，选择的困境丝毫没有消除，迟早会转化为反省的困境再度折磨我们。关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很准确的话：“在反省的海洋上，我们无法向任何人呼救，因为每一个救生圈都是辩证的。”所以，当一个人面临不可逃脱的厄运时，无论他怎么选择，悔恨已是他的宿命。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轻重怎么衡量？只要你取了，受了，那身受之害永远是最重的！

二

摘自《眼科肿瘤》一书：“视网膜母细胞瘤约有10％病例为遗传所致，属显性遗传疾病，主要见于早发性双侧患者，预后不良。即使摘除双眼，在30岁前仍有50％患其他癌症的概率。加上癌细胞未消灭干净导致的转移的可能，放疗造成的发生第二肿瘤的可能，这个概率还要增大。”

第十一章无可选择